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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总有一道伤口,怎能忘记

2014年04月07日
在六部口,采用毒瓦斯摧残人的神经,再用坦克去碾压毫无反抗能力倒在地上的人群,这样一种集体灭绝,实在是令人发指,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的军队、下令用坦克碾压群众的命令者及执行者,都将会受到人民的审判,历史是公正的。

 

2013年10月13日周日,我和吴丽虹南下,看望并探访在外地的难属。采访是从广州开始,第一家便是广州花都区。这是“六四”死难者田道明父母现在的家,原来他们住在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镇栗林嘴村。

田道明,1989年是北京科技大学85级管理系学生,“六四”时被坦克碾死。他的父母田维炎、黄定英现在住在广州,与他们的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

时光荏苒,“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24年了,他的父母也步入了老年。

二十四年过去了,如政府所做的,他们千方百计对中国百姓封锁有关“六四”大屠杀的真实情况,在歌颂他们治国的丰功伟绩时绝口不提“六四”屠城的罪恶。随着时间的流逝,“六四”屠城会渐渐淡出中国人民的视线,时间真的会让记忆淡忘吗?

我们离开北京时,给他们打了电话,黄定英接的电话,得知我们要来,她很高兴,嘱咐我们,到了广州,她会让小儿子开车来接。电话里我告诉她,我们已经订好了酒店,离他们住的地方花都区应该是不太远,而且,酒店离地铁站很近,不麻烦他们了。

人还未到广州,就接到他们的小儿子发来的短信,问我们几点能到广州,告诉我们如何中转地铁线路、在哪站下车、下车后他会和他的父母到酒店看望我们。

我们买的是北京到广州的高铁票,在广州南站下车后,直接坐地铁去目的地。我们和田维炎夫妇及他们的小儿子从未谋过面。从地铁站出来,一个个子不高、上身着一件紫花短袖无领衫、下身穿一条黑色裤子的妇女走过来,对吴丽虹说:“你们是北京来的吧?”“是的,您是黄定英吧?”听到对话的声音,我急忙转过身去,看到吴丽虹正在和一位妇女说话,旁边站着一位老者和一位看起来还很年轻的男士。我知道,这定是田维炎夫妇和他们的小儿子。

他们把我们送到酒店。我们放好随身携带的行李,脱去离开北京时穿的秋装,换上夏装。北京的10月已经进入了秋天,但是,广州还很热,有点像是北京9月上旬的天气。

他们为我们接风洗尘。席间,黄定英说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心里一直放不下我的儿子田道明被坦克轧死这件事,经常会想起他来。尽管我的小儿子、儿媳都对我们很孝顺,让我们开心,让我们不要总是想着不开心的事,但是,心里就是放不下。”“今天,见到你们,这么远能来看我们,我们就像见到自己最亲的亲人一般,我们的关系不同于任何一种关系,大家都是难属,同命相连。”

我和吴丽虹也讲了当年我们的丈夫被打死的经过。

由于天色已晚,我们当天没有去他们的小儿子家,约定第二天上午九点半左右到他们家。

第二天,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坐车,坐到茶园农场,在车上便看见黄定英早已等在那里。的确,小区离车站不远,往前走到路口,拐过弯有一百米的距离就到了小区的门口,田维炎在小区的门口等着我们。

紧挨着小区大门口有几间屋子,门口挂着老年活动中心的牌子,站在门口可以看到屋里有几张桌子,那是棋牌室活动的地方,里面有几位老人在打麻将。黄定英指着棋牌室对我们说:“老田每天在棋牌室值值班,看着活动中心,帮助收收钱,居委会每月给他800元钱。儿子也不需要我们挣钱,只是在家里没有事干,在外面做些事,挣点零花钱。以前,我的孙女小的时候,我带孩子,现在,孙女大了,我没事,有时候也会到这里,帮助搞搞卫生,大家的关系相处得都非常好。”


左起:吴丽虹  黄定英  田维炎  尤维洁

田维炎夫妇把我们领到家,整个小区不是高层建筑,都是六层的板楼,他们家住在五楼。黄定英边走边介绍:“我们是2004年搬到这个小区来的。在这个小区已经住了很多年了,现在,年纪大了,儿子说小区没有电梯,等以后再重新买一套带电梯的房子让我们住,可以不用爬楼梯了。”

来到他们家,一进门,是一个很大的阳台,阳台连着客厅。他们的儿媳妇在家,儿媳妇看起来是一个很明理的人。她原是在某物业公司工作,现辞职在家,料理家务。女儿已经12岁了,学习很好。

田维炎今年72岁、黄定英今年68岁。原是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镇栗林嘴村人,孩子们小的时候,他们在家务农养活几个孩子,在农村时,靠种地,每年收成换不来多少钱,每当农闲不忙时,田维炎还要靠打一些短工接济家里的生活。

田维炎夫妇共有五个孩子,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田道明、死于“六四”大屠杀中,老三、老四是女儿,老五是儿子。三个女儿都嫁在不同的地方。

小儿子毕业于厦门大学财经专业,目前,任职于某电力公司,原名父姓,后改为母姓。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知道他的父母一生非常不容易。自己的哥哥在北京被无辜打死,当年,自己虽然年纪小,很多事情不是太清楚,但是,目睹了父母失去儿子的痛苦,母亲为此得了精神病,曾住两次院,父亲强忍内心的痛苦,继续为了家庭生活到处奔波,心中就萌生了自己工作后,一定要把父母接到身边,让他们可以颐养天年。因此,他1998年毕业后,1999年便将父母亲从湖北老家接到广州,共同生活至今。

我们说明了来意:“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二十四年了,明年就是二十五周年,我们在北京的难属,一直记挂着外地的难属,不知你们生活情况如何,这二十多年是怎么过的。今天,特地来看望你们,是想听听你们的心声。我们还要继续向共产党及中国政府追究其屠城的责任。

田维炎首先说道:“我们要求中央能给我们有一个圆满的答复,我们认为‘六四’大屠杀中央搞得不对,自己的儿子只是去读书,没有触犯中国的法律,也没有做危害国家的事,采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以及北京市民,至今,没有一个说法。我们希望,中央能在我们有生之年,给我们一个结论。如果中央不解决,我们心中不服!”

我说:“我们从95年开始,就向国家提出我们的诉求,要求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公布六四真相、对受难者亲属进行国家赔偿。您认为我们的三项诉求是否合情合理,今后。我们该如何做?”

田维炎说:“坚持我们的三项诉求当然是对的,还要继续坚持下去!我们就是要和中央评评理,中央这么做,完全是错误的,把我的孩子用坦克碾死,这么残忍,是什么道理!”

夫妇俩共同谈起当年田道明被坦克碾死的经过。


田道明在军训证书上的照片

田道明1989年遇难年龄22岁,已经是大四的学生,再有一个多月就大学毕业了。6月4日清晨,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学校电报通知家属,他的父母接到电报后如晴天霹雳,天塌下来一般,实在无法成行,由他们的两个侄子去北京替他们处理后事。田维炎的侄子当年一个36岁,一个25岁,处理完后事后回来对他们叙述了相关情况。


田道明和他的同学在一起

6月3日白天,田道明在学校里做毕业论文,下午五点多钟吃完晚饭后,有3个不是一个班的同学,看见他对他说:“田道明,你白天怎么没有去?白天,政府没有和我们对话,听说晚上政府会和我们对话,一起去看看吧。”他们结伴出去。

同学告诉田维炎的侄子,在去天安门广场的路上,部队已经开始开枪,田道明和同学们也一起参加了抢救受伤学生和市民的行动。

天安门广场在6月4日凌晨清场后,学生们四人一排,从天安门广场往西长安街方向撤离。走到六部口遇到部队,北京市民护住学生跪在坦克前,拦住部队,部队打出带有毒气的催泪弹使得在场的学生、市民晕倒在地不能动弹,一排坦克从这些失去知觉的人群中轧过去,田道明也在其中。田道明半个额头带一只眼睛被坦克轧掉,只剩下半个额头及另一只眼睛,身上没有伤痕,当时死亡。他的一个同学晕倒时,正好是倒在马路边上栏杆处,翻倒在马路牙外边,牙齿磕掉了一颗,捡回了一条命,回来向他的两个侄子讲述了当时的情景。北京的市民为了抢回学生的尸体,被机枪扫射打死打伤了很多人,地上的血很厚,洗都洗不干净。

…………

将近中午,田维炎因要去棋牌室关门,离开了家,我们继续和黄定英谈。

我说:“我在北京临来时,看了丁老师汇总的难属资料,知道田道明是被坦克轧死的。而且,在六部口还死了好几位,都是被坦克碾死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么惨。政府竟然用有毒的催泪弹,用在自己国家的国民身上,让他们晕倒在地,不能动弹,一排坦克并排压过去,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政府这样的行为,简直是在犯罪!”说着说着,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吴丽虹也说:“我们家是老北京人,听老人们说,过去,国民党残忍吧,他们面对学生运动也只是拿水龙头滋学生,没有看到开枪去镇压学生。”

“是的,我在医院时,一位老者也说过同样的话,他活了这么大岁数,在北京,从来就没有见过这样血腥的场面。”

“我在家,听我的侄子回来说,军队镇压,是中央对部队说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部队在进京之前,不让他们看报纸、不让他们看新闻。”

“不管怎么样,咱们的儿子,没有犯法吧,是无辜的吧。学生再不对,把他们抓起来,把事情问清楚了,也不能开枪杀人吧。”吴丽虹接着说。

“他是无辜的,他只是去读书。我的孩子这么残忍地被杀死,心里很难过。自己的孩子考入北京的大学,要想培养他,从小就要开始,我们在农村种地,一年也得不到多少钱,因此,很不容易,结果,书没有读完,就被国家打死了,非常可惜,自己心里怎么能忘记呢,在我的心里总是有一道伤口。我的孩子,那天出去,只是听说,邓小平要出来和学生对话,你邓小平出来和学生对话,有什么不可以?下令用这样的极端手段对学生,我无法接受,这么多年了,这件事情一直压在我的心里,根本忘不掉。”

学校,对田道明的处理意见当年定为误伤而死。因此,让他们的侄子给他们带了一千元钱。田道明的同学们得知他的家境非常困难,自愿每人捐出10元钱给田维炎夫妇,让他们供小儿子继续读书。当年,他们的小儿子在读中学,还给他们寄过一些工作服之类的衣服。后来,田道明的同学,因当年的学潮,分配的工作都不理想,渐渐地就失去了联系。

田道明的骨灰葬在湖北石首市高陵镇老家,田道明的学生证、身份证、衣物等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烧给了他。现在,他们也不常回老家,把家中的屋和地都给亲戚了。

儿子被无辜打死已经二十多年了,早些年,田维炎夫妇都是以泪洗面。田道明的父亲在老家种地时,每天都要在地头哭一场。母亲精神上很长时间都不能从中解脱出来,甚至去精神病医院看过病。这么多年,内心深处没有一天不想自己的儿子。夫妇俩一再重申: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国家对六四大屠杀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解决,还原当年开枪的真相,中国是有法的,我们的孩子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中央不要再回避下去了,必须给我们一个交待。

我和吴丽虹的心和他们一样,做为一个中国的普通公民,第一次知道,北京六部口,中国的军人采用如此残忍的手段,去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况且,学生们已经从天安门广场撤离,清场任务已经结束,学生们并没有用暴力行为去对抗中国的军队。北京究竟有没有发生反革命暴乱,谁又是暴徒,不能再用谎言去欺骗民众了!在六部口,采用毒瓦斯摧残人的神经,再用坦克去碾压毫无反抗能力倒在地上的人群,这样一种集体灭绝,实在是令人发指,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的军队、下令用坦克碾压群众的命令者及执行者,都将会受到人民的审判,历史是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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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尤维洁吴丽虹是“天安门母亲”成员。

田道明

田道明,1989年是北京科技大学85级管理系学生,“六四”时被坦克碾死。他的父母田维炎、黄定英现在住在广州,与他们的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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