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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子的死,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2014年05月16日

下午,从孔维真家回来,我和郭丽英还没有走到武汉化工学院门口,就看见齐国香迎面走过来,她是来接我们的。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为人诚恳,善于帮助别人,和她接触会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走进学院门口,不到三十米就是一个高台阶。沿着台阶上去,映入眼前的是一座教学楼,楼的右侧是一条东西方向的水泥马路,路的两边都是树。马路的左侧应该是学校的教学区域,由于被树木和楼挡着,里面的面貌难以窥见;马路的右侧是一片地势比较低的区域,沿着这条马路往纵深走,走到右侧有台阶的地方,沿着台阶下去是学校的图书馆,再往东走就是教职员工的住宅区了。

刘洪涛,男,遇难年龄18岁,北京理工大学光学工程系88级(40882班)本科生。1989年6月4日凌晨一时许,在民族文化宫附近遇难,被从北京邮电医院领回尸体。

在路上,齐国香告诉我们,当他们知道孩子死了,他们如遭到晴天霹雳一般,整个人都蒙了,无法到北京处理善后的事情,在西安交大工作的二姐代他们去北京,孩子的遗物二姐也没有让他们看,全在二姐家里替他们保存着。

我们来到齐国香家,她的先生刘仁安在家中等候我们到来。他是一个中等个头儿、头发花白、面貌和蔼、非常质朴的一位老知识分子。他的身体不太好,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霉菌性鼻窦炎因有心脏病不能做手术,经常头晕,已经影响到视力、听力。因为身体的关系,他很少下楼,家中一切操劳之事都是由他的夫人一手承担。

一阵寒暄之后,我们请他们先从1989年开始,讲诉他们二儿子刘洪涛的遇难情况。其实,我们也不忍心这么做。每到一个家庭,让这些父母亲们讲诉当年他们孩子遇难的情况,让他们隐藏在内心的伤口再一次被撕开,实在是很不人道的,但是,为了见证历史,我们必须要这么做。所以,每一次离开被采访的家庭,我们都会对他们说:请放下悲伤,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好好地活着,你们一定能够看到自己孩子的沉冤被昭雪的那一天到来!

 “1989年民运开始,我们给孩子写信,让他好好学习。他回信说:我是一个中国的大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向国家表达我们的夙愿,这是我们的责任。在天安门广场上,他负责维持秩序,他们的责任是在第二线负责保证绝食学生的安全。在广场上,他几乎没有睡过觉,吃饭也成问题。”他的母亲齐国香首先说。

“我是比较保守,因为年纪大一些,经历过反右、文化大革命。我写信告诉他: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不了解国情,有的事情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是有大家共同觉悟起来才行。他不能理解我的这番话,他写信给我:如果大家都等着别人行动,自己坐享其成,那怎么可以呢?他举了一个例子:游行时大家都做观望派,那就没有人去游行了。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他从学运开始,一直参加游行。”父亲接着说。

“我们都不知道北京的实际情况。5月28日,洪涛的一个中学同学一起回来过了两天,他的父亲见到这位同学回来,很不高兴,觉得学生应该好好学习,说他在电视上看到已经发出学校要复课的通知。当时,我还和他的父亲吵了一架,不想让洪涛回去。吵架后,儿子就走了。6月3日晚上,为了阻挡军车去天安门广场,在民族文化宫附近他和别人一起去搬路障,他的个子比较高,身高有1米76吧,被打中双腿,在场的其他学校的学生和市民把他送到邮电医院。我的二姐回来告诉我,据说是上面有指示,不让抢救,医生问他是哪个学校的,当时他还有意识,他从口袋里掏出学生证给医生看,没有抢救就死亡。”

“您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5号,我们学校基础系的书记通知我们的,他告诉我们:你们的小孩受伤了,我陪你们到北京去吧。后来,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告诉我们:洪涛已经死了。知道了这个消息,当时我就不能走路了。”夫妻俩你一言我一语地向我们讲述着当年孩子的点点滴滴。

“你们的孩子在小学或中学是不是跳班了,他进入大学的年龄好像偏小一点。”

“没有跳班,他是71年生人,6岁上的小学,小学读了五年。17岁考上大学,是88级大学生。当时他的高考成绩是586分,比清华录取分数线要多50分。”

刘仁安夫妇俩告诉我们,洪涛的数理化、英语考得特别好,他们是学自然科学的,看到孩子的考试成绩感到非常满意。原本他们不想让他考北京的学校,想让他考西安交大,因为他的姨妈在西安交大,他的年龄小,可以有个照应。但是,他不同意,他喜欢北京,要考北京的大学。报考的学校和志愿都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告诉他们:光学工程是21世纪新技术。

“这个孩子从小就聪明、正直、有爱心,从来没有和别人打过架,他和班里的同学关系都特别好。有一次,他的同学把他的胳膊弄骨折了,回来他一声不吭,不告诉我们。后来我们发现他的胳臂骨折了,问他,他也没有告诉我们原因。因此,无论在中学还是在大学,他的同学们都特别喜欢他。”

“您们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们是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1966年毕业的,我们俩是同班同学。”

1968年,他们夫妻两人分到冶金部下属的一个生产特种金属材料的工厂,在贵州省的遵义市,是林彪721工程中的一个项目,属于保密单位。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被分配到车间里去当工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1978年由于刘仁安身体不好,他们才离开遵义回到他的湖北家乡,到武汉化工学院教书。

他们共有三个儿子,老大小时候身体不太好,现在在美国;老三当年由于老二的事,夫妻俩心情一直不好,所以,没有花太多的精力管他,他只考上本校读大学,现在,在四川重庆工作,因为他的妻子是重庆人。目前,只有他夫妻俩相伴为生。

老二刘洪涛是他们心中最为牵挂的一个孩子,孩子们小的时候,由于忙于工作,无暇照顾三个孩子,他们把一大一小放在河北齐国香的父母家,唯有老二身体比较结实,从两岁多开始就一直自己带着他。那时候,他们还在遵义,他是他父亲心中最为疼爱的孩子。

“您们为自己的孩子最后一个字以林、涛、松起名,中间是一个洪字。”

“洪字不是同一个洪,音同字不同。我原来给洪涛起的名叫平涛,是想借此表达我内心的一种思想。我的哥哥提醒我:现在是共产党搞阶级斗争的时代,你怎么能用平字,你怎么能反对搞阶级斗争。我听了哥哥的话改成了洪涛。”父亲说道。

谈起孩子小时候的种种情景,齐国香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她哽咽着告诉我们,孩子两岁多跟着他们,没有把他送到幼儿园里,上班时把他反锁在家里,快到下班时,他趴在窗台上两只小眼睛眼巴巴地看着外面,等待他们回家;只要他们一到家,他立刻就像撒了欢一样往外跑。由于年龄小,他把家里搞得很不像样。

洪涛无论是在小学还是中学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老师和同学都非常喜欢他。他做事非常认真。在读中学时,他是生物课代表,班里养了两只兔子,他负责给兔子喂食。有一次,下大雪,等了很久他也没有回家,他们非常着急,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等他回到家里,才知道他是去给兔子找草去了。雪地里都是他留下的一行行的脚印。

“二十五年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他,我不敢看他的照片,看了我心里就难受,我根本承受不了。”父亲说。

“我在西安交大的二姐对我说:洪涛的照片放在我那里,你不要看了,看了你会受不了,你就没有了精神支柱;洪涛在你的心里还是活蹦乱跳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1989年,他28号回来,30号走的,他走时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母亲边哭边说。

我们采访的所有家庭,唯一没有孩子照片的家庭,就是刘仁安家。齐国香的二姐把孩子所有的照片都带走了。在他们的心里,孩子的形象永远定格在1989年5月30号那一天,孩子离家返回北京学校时的样子;但是,心里总有种期盼,期盼有一天,洪涛会活生生地站在他的父母面前,承欢于他们俩的膝下。

父亲刘仁安起身拿出了一篇追忆孩子的诗稿,说是在纪念六四大屠杀二十五周年时,要寄给丁老师的文稿,里面表达了他的心声……他只读了几句就再也读不下去了,眼泪唰地流了下来。男人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面对这样一位留下眼泪的父亲,可见压在他内心深处的悲痛有多深。

随后,母亲齐国香抱着一个小包袱过来,打开包袱,里面放着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

她泣不成声地拿出一件又一件大小不同的衣服对我们说:“这些都是我亲手为他做的。我们家经济条件不宽裕,孩子的衣服都是我自己做,还有书包是我用布块一块一块拼起来做的。我希望他们好好学习,我的儿子从来也不挑。你看这补丁,是我给他补的,他从没有说过什么。我想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的骨灰拿回来,我不敢看他的骨灰,不敢看他的照片。骨灰寄存了一段时间后,不给寄存了,只好把他的骨灰撒入长江了,让他随着长江的波涛去看看自由的世界吧!

“二十五年来,我没有睡过一天的好觉,每次做梦都梦见我的儿子回来,我抱着我的儿子对他说:洪涛你回来了,你没有死啊。醒过来一看是一场空。他是一片爱国之心啊!却遭到枪弹的枪杀,我们的冤屈到哪里去说啊!天理在哪里啊!我相信杀人的人没有好下场!”

郭丽英和她的先生刘仁安走过去把她扶起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是沉甸甸的,看到他们夫妻俩悲痛欲绝的样子,我的心里好难过。

六四大屠杀已经快二十五年了,齐国香一直没有走出失去孩子的阴影,她在自己的家里,不能睡觉,只要一回家,满脑子不由自主就会想到孩子。

 “别人我不恨,我就恨邓小平、李鹏,邓小平是刽子手!我喜欢历史,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阶段是在和平时期出动军队屠杀平民百姓。学生们手无寸铁,他们手里没有任何东西,你怎么就可以动用军队对他们镇压!我的儿子从小到大无论是老师和同学都对他评价很高,如果他手里有东西反抗了,你杀他;他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你凭什么理由开枪把他打死!我的孩子是为国捐躯,别以为我们会忘记,我们根本不会忘记,只是在外面不愿意提起这伤心的事。二十五年了,到现在,国家也没有一个人敢承担起责任。”刘仁安接着说。

“六四过后,您们两位老人不但失去儿子,还受到监视,您们谈谈这二十几年来是怎么过的。”

“学校都对我们很好,也很同情我们,对我们也很照顾。孩子死了,我们的生活信念也随之改变了,我们也不想再评教授、评高级职称,不到年龄就提前退休了。国家安全局的人派人监视过我们,90年代,有一次,我母亲九十多岁了,我回河北老家,刚到家,乡里负责安全部门的人就来了,向我询问一些问题。后来,我的亲戚听到乡里负责安全的人对他说齐国香是被监控的,来问我,我说还不是六四洪涛被打死的这件事吗。

“2000年时,我们要去美国给大儿子带孩子,学校开证明证明我们夫妻俩表现,同意请有关单位给我们办理护照。办理护照需要十五个工作日,等我取护照时,没有我的护照,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回答说是上级的意思。我又没有做违法的事,学校也有证明,你们没有理由不给我们办理护照;经过交涉,又过了几天护照才给我们。

“我到北京去办理签证,上车后刚把行李放好,有三个人走过来,问我到哪里去,把身份证拿出来看看。其中有一个人对我说:你到北京后要小心点。我这才明白这三个人是什么人,是谁派来的。他们是来看我坐第几节车厢、几号座位,等他们走后,我和别人换了车厢,到北京后这才摆脱了他们的跟踪。

“我们的孩子被打死了,到现在也不认罪;我们的自由没有了。不过,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夫妻俩同声地向我们叙述着往事的经过。

“在国际社会,我们难属群体是做为天安门母亲群体被认同,我也知道您们是参加签名者,无条件地支持北京的难属所做的每一件事。多年来我们一贯坚持了三项诉求,要求真相、问责、赔偿。现在,我们想听听您们自己对这三项诉求的看法。”

“坚决同意!这是铁证如山的大事。当然要把开枪杀人的真相公布出来,要实事求是地说出来;要追凶嘛,要追究幕后的黑手,这个坎是绕不过去的;我们也要求国家赔偿。当年,北京理工大学给了我们一千块钱说是安葬费;我们的孩子被无辜打死了,应该给我们赔偿。”

我们共同提到1947年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实现民主化后,1995年,时任总统李登辉代表国民党公开向全台湾人道歉,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动乱。人民群众是有同情心的,只要你真正为人民办事,你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得道者昌,失道者亡。现在,台湾通过民选,国民党马英九上台执政,还不是国民党在执政吗。台湾的执政不是独裁统治,是要通过全民的监督,是通过你的执政纲领,被民选出。如果你不能为民办事,你就必须下台。

1989年的学生运动并没有提到推翻共产党,只是希望改革,反官倒、反贪污,对社会出现的不公平现象提出质疑,要求政府官员廉政,这引起了社会各行各业的巨大反响乃至全国全民的支持,继而延伸到要求民主、自由,要求新闻媒体的开放,要求公民的权利。如果共产党是一个开明的政党,就应该利用社会的这一股凝聚力,好好地审视一下自己执政的问题。既然这一届政府遭到全民的质疑,说明这一届领导在老百姓心中已经失去了信任,不能为民办事,就应该下台。邓小平偏听偏信、动用军队对学生镇压,这是他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但是这一罪行希望习近平上台后,能对我们受难亲属有一个交待。

这两位老人是善良的,愿两位老人放下萦绕在心中的悲痛,高兴地活着,活着看到那一天的到来,不要带着遗憾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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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尤维洁郭丽英是“天安门母亲”成员。

刘洪涛

刘洪涛,男,遇难年龄18岁,北京理工大学光学工程系88级(40882班)本科生。1989年6月4日凌晨一时许,在民族文化宫附近遇难,被从北京邮电医院领回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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