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子的死，是他們心中永遠的痛

下午，從孔維真家回來，我和郭麗英還沒有走到武漢化工學院門口，就看見齊國香迎面走過來，她是來接我們的。她是一個熱心腸的人，為人誠懇，善於幫助別人，和她接觸會有一種很親切的感覺。

走進學院門口，不到三十米就是一個高台階。沿著台階上去，映入眼前的是一座教學樓，樓的右側是一條東西方向的水泥馬路，路的兩邊都是樹。馬路的左側應該是學校的教學區域，由於被樹木和樓擋著，裡面的面貌難以窺見；馬路的右側是一片地勢比較低的區域，沿著這條馬路往縱深走，走到右側有台階的地方，沿著台階下去是學校的圖書館，再往東走就是教職員工的住宅區了。

劉洪濤，男，遇難年齡18歲，北京理工大學光學工程系88級（40882班）本科生。 1989年6月4日凌晨一時許，在民族文化宮附近遇難，被從北京郵電醫院領回屍體。

在路上，齊國香告訴我們，當他們知道孩子死了，他們如遭到晴天霹靂一般，整個人都蒙了，無法到北京處理善後的事情，在西安交大工作的二姐代他們去北京，孩子的遺物二姐也沒有讓他們看，全在二姐家裡替他們保存著。

我們來到齊國香家，她的先生劉仁安在家中等候我們到來。他是一個中等個頭兒、頭髮花白、面貌和藹、非常質樸的一位老知識分子。他的身體不太好，患有嚴重的心髒病；黴菌性鼻竇炎因有心髒病不能做手術，經常頭暈，已經影響到視力、聽力。因為身體的關係，他很少下樓，家中一切操勞之事都是由他的夫人一手承擔。

一陣寒暄之後，我們請他們先從1989年開始，講訴他們二兒子劉洪濤的遇難情況。其實，我們也不忍心這麼做。每到一個家庭，讓這些父母親們​​講訴當年他們孩子遇難的情況，讓他們隱藏在內心的傷口再一次被撕開，實在是很不人道的，但是，為了見證歷史，我們必須要這麼做。所以，每一次離開被採訪的家庭，我們都會對他們說：請放下悲傷，保重好自己的身體，好好地活著，你們一定能夠看到自己孩子的沉冤被昭雪的那一天到來！

 “1989年民運開始，我們給孩子寫信，讓他好好學習。他回信說：我是一個中國的大學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是向國家表達我們的夙願，這是我們的責任。在天安門廣場上，他負責維持秩序，他們的責任是在第二線負責保證絕食學生的安全。在廣場上​​，他幾乎沒有睡過覺，吃飯也成問題。 ”他的母親齊國香首先說。

“我是比較保守，因為年紀大一些，經歷過反右、文化大革命。我寫信告訴他：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不了解國情，有的事情不是一下子可以解決的，是有大家共同覺悟起來才行。他不能理解我的這番話，他寫信給我：如果大家都等著別人行動，自己坐享其成，那怎麼可以呢？他舉了一個例子：遊行時大家都做觀望派，那就沒有人去遊行了。我覺得他的話有道理。他從學運開始，一直參加遊行。 ”父親接著說。

“我們都不知道北京的實際情況。 5月28日，洪濤的一個中學同學一起回來過了兩天，他的父親見到這位同學回來，很不高興，覺得學生應該好好學習，說他在電視上看到已經發出學校要復課的通知。當時，我還和他的父親吵了一架，不想讓洪濤回去。吵架後，兒子就走了。 6月3日晚上，為了阻擋軍車去天安門廣場，在民族文化宮附近他和別人一起去搬路障，他的個子比較高，身高有1米76吧，被打中雙腿，在場的其他學校的學生和市民把他送到郵電醫院。我的二姐回來告訴我，據說是上面有指示，不讓搶救，醫生問他是哪個學校的，當時他還有意識，他從口袋裡掏出學生證給醫生看，沒有搶救就死亡。 ”

“您們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

“5號，我們學校基礎系的書記通知我們的，他告訴我們：你們的小孩受傷了，我陪你們到北京去吧。後來，有一個關係比較好的同事告訴我們：洪濤已經死了。知道了這個消息，當時我就不能走路了。 ”夫妻倆你一言我一語地向我們講述著當年孩子的點點滴滴。

“你們的孩子在小學或中學是不是跳班了，他進入大學的年齡好像偏小一點。 ”

“沒有跳班，他是71年生人，6歲上的小學，小學讀了五年。 17歲考上大學，是88級大學生。當時他的高考成績是586分，比清華錄取分數線要多50分。 ”

劉仁安夫婦倆告訴我們，洪濤的數理化、英語考得特別好，他們是學自然科學的，看到孩子的考試成績感到非常滿意。原本他們不想讓他考北京的學校，想讓他考西安交大，因為他的姨媽在西安交大，他的年齡小，可以有個照應。但是，他不同意，他喜歡北京，要考北京的大學。報考的學校和志願都是他自己的選擇，他告訴他們：光學工程是21世紀新技術。

“這個孩子從小就聰明、正直、有愛心，從來沒有和別人打過架，他和班裡的同學關係都特別好。有一次，他的同學把他的胳膊弄骨折了，回來他一聲不吭，不告訴我們。後來我們發現他的胳臂骨折了，問他，他也沒有告訴我們原因。因此，無論在中學還是在大學，他的同學們都特別喜歡他。 ”

“您們是哪個大學畢業的？ ”

“我們是天津南開大學化學系，1966年畢業的，我們倆是同班同學。 ”

1968年，他們夫妻兩人分到冶金部下屬的一個生產特種金屬材料的工廠，在貴州省的遵義市，是林彪721工程中的一個項目，屬於保密單位。那個時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被分配到車間裡去當工人，接受工農兵再教育。 1978年由於劉仁安身體不好，他們才離開遵義回到他的湖北家鄉，到武漢化工學院教書。

他們共有三個兒子，老大小時候身體不太好，現在在美國；老三當年由於老二的事，夫妻倆心情一直不好，所以，沒有花太多的精力管他，他只考上本校讀大學，現在，在四川重慶工作，因為他的妻子是重慶人。目前，只有他夫妻倆相伴為生。

老二劉洪濤是他們心中最為牽掛的一個孩子，孩子們小的時候，由於忙於工作，無暇照顧三個孩子，他們把一大一小放在河北齊國香的父母家，唯有老二身體比較結實，從兩歲多開始就一直自己帶著他。那時候，他們還在遵義，他是他父親心中最為疼愛的孩子。

“您們為自己的孩子最後一個字以林、濤、松起名，中間是一個洪字。 ”

“洪字不是同一個洪，音同字不同。我原來給洪濤起的名叫平濤，是想藉此表達我內心的一種思想。我的哥哥提醒我：現在是共產黨搞階級鬥爭的時代，你怎麼能用平字，你怎麼能反對搞階級鬥爭。我聽了哥哥的話改成了洪濤。 ”父親說道。

談起孩子小時候的種種情景，齊國香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她哽咽著告訴我們，孩子兩歲多跟著他們，沒有把他送到幼兒園裡，上班時把他反鎖在家裡，快到下班時，他趴在窗台上兩隻小眼睛眼巴巴地看著外面，等待他們回家；只要他們一到家，他立刻就像撒了歡一樣往外跑。由於年齡小，他把家裡搞得很不像樣。

洪濤無論是在小學還是中學都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孩子，老師和同學都非常喜歡他。他做事非常認真。在讀中學時，他是生物課代表，班裡養了兩隻兔子，他負責給兔子餵食。有一次，下大雪，等了很久他也沒有回家，他們非常著急，不知道他去了哪裡，等他回到家裡，才知道他是去給兔子找草去了。雪地裡都是他留下的一行行的腳印。

“二十五年了，我無時無刻不在想他，我不敢看他的照片，看了我心裡就難受，我根本承受不了。 ”父親說。

“我在西安交大的二姐對我說：洪濤的照片放在我那裡，你不要看了，看了你會受不了，你就沒有了精神支柱；洪濤在你的心裡還是活蹦亂跳的樣子。我記得很清楚，1989年，他28號回來，30號走的，他走時的樣子我記得很清楚。 ”母親邊哭邊說。

我們採訪的所有家庭，唯一沒有孩子照片的家庭，就是劉仁安家。齊國香的二姐把孩子所有的照片都帶走了。在他們的心裡，孩子的形象永遠定格在1989年5月30號那一天，孩子離家返回北京學校時的樣子；但是，心裡總有種期盼，期盼有一天，洪濤會活生生地站在他的父母面前，承歡於他們倆的膝下。

父親劉仁安起身拿出了一篇追憶孩子的詩稿，說是在紀念六四大屠殺二十五週年時，要寄給丁老師的文稿，裡面表達了他的心聲&hellip ;…他只讀了幾句就再也讀不下去了，眼淚唰地流了下來。男人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面對這樣一位留下眼淚的父親，可見壓在他​​內心深處的悲痛有多深。

隨後，母親齊國香抱著一個小包袱過來，打開包袱，裡面放著幾件疊得整整齊齊的衣服。

她泣不成聲地拿出一件又一件大小不同的衣服對我們說：“這些都是我親手為他做的。我們家經濟條件不寬裕，孩子的衣服都是我自己做，還有書包是我用布塊一塊一塊拼起來做的。我希望他們好好學習，我的兒子從來也不挑。你看這補丁，是我給他補的，他從沒有說過什麼。我想我的兒子啊！我的兒子的骨灰拿回來，我不敢看他的骨灰，不敢看他的照片。骨灰寄存了一段時間後，不給寄存了，只好把他的骨灰撒入長江了，讓他隨著長江的波濤去看看自由的世界吧！

“二十五年來，我沒有睡過一天的好覺，每次做夢都夢見我的兒子回來，我抱著我的兒子對他說：洪濤你回來了，你沒有死啊。醒過來一看是一場空。他是一片愛國之心啊！卻遭到槍彈的槍殺，我們的冤屈到哪裡去說啊！天理在哪裡啊！我相信殺人的人沒有好下場！ ”

郭麗英和她的先生劉仁安走過去把她扶起來，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都是沉甸甸的，看到他們夫妻倆悲痛欲絕的樣子，我的心裡好難過。

六四大屠殺已經快二十五年了，齊國香一直沒有走出失去孩子的陰影，她在自己的家裡，不能睡覺，只要一回家，滿腦子不由自主就會想到孩子。

 “別人我不恨，我就恨鄧小平、李鵬，鄧小平是劊子手！我喜歡歷史，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哪一個階段是在和平時期出動軍隊屠殺平民百姓。學生們手無寸鐵，他們手裡沒有任何東西，你怎麼就可以動用軍隊對他們鎮壓！我的兒子從小到大無論是老師和同學都對他評價很高，如果他手裡有東西反抗了，你殺他；他手裡什麼東西都沒有，你憑什麼理由開槍把他打死！我的孩子是為國捐軀，別以為我們會忘記，我們根本不會忘記，只是在外面不願意提起這傷心的事。二十五年了，到現在，國家也沒有一個人敢承擔起責任。 ”劉仁安接著說。

“六四過後，您們兩位老人不但失去兒子，還受到監視，您們談談這二十幾年來是怎麼過的。 ”

“學校都對我們很好，也很同情我們，對我們也很照顧。孩子死了，我們的生活信念也隨之改變了，我們也不想再評教授、評高級職稱，不到年齡就提前退休了。國家安全局的人派人監視過我們，90年代，有一次，我母親九十多歲了，我回河北老家，剛到家，鄉里負責安全部門的人就來了，向我詢問一些問題。後來，我的親戚聽到鄉里負責安全的人對他說齊國香是被監控的，來問我，我說還不是六四洪濤被打死的這件事嗎。

“2000年時，我們要去美國給大兒子帶孩子，學校開證明證明我們夫妻倆表現，同意請有關單位給我們辦理護照。辦理護照需要十五個工作日，等我取護照時，沒有我的護照，我問這是怎麼回事，他們回答說是上級的意思。我又沒有做違法的事，學校也有證明，你們沒有理由不給我們辦理護照；經過交涉，又過了幾天護照才給我們。

“我到北京去辦理簽證，上車後剛把行李放好，有三個人走過來，問我到哪裡去，把身份證拿出來看看。其中有一個人對我說：你到北京後要小心點。我這才明白這三個人是什麼人，是誰派來的。他們是來看我坐第幾節車廂、幾號座位，等他們走後，我和別人換了車廂，到北京後這才擺脫了他們的跟踪。

“我們的孩子被打死了，到現在也不認罪；我們的自由沒有了。不過，後來就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

夫妻倆同聲地向我們敘述著往事的經過。

“在國際社會，我們難屬群體是做為天安門母親群體被認同，我也知道您們是參加簽名者，無條件地支持北京的難屬所做的每一件事。多年來我們一貫堅持了三項訴求，要求真相、問責、賠償。現在，我們想听聽您們自己對這三項訴求的看法。 ”

“堅決同意！這是鐵證如山的大事。當然要把開槍殺人的真相公佈出來，要實事求是地說出來；要追兇嘛，要追究幕後的黑手，這個坎是繞不過去的；我們也要求國家賠償。當年，北京理工大學給了我們一千塊錢說是安葬費；我們的孩子被無辜打死了，應該給我們賠償。 ”

我們共同提到1947年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實現民主化後，1995年，時任總統李登輝代表國民黨公開向全台灣人道歉，並沒有引起社會的動亂。人民群眾是有同情心的，只要你真正為人民辦事，你就會得到民眾的擁護：得道者昌，失道者亡。現在，台灣通過民選，國民黨馬英九上台執政，還不是國民黨在執政嗎。台灣的執政不是獨裁統治，是要通過全民的監督，是通過你的執政綱領，被民選出。如果你不能為民辦事，你就必須下台。

1989年的學生運動並沒有提到推翻共產黨，只是希望改革，​​反官倒、反貪污，對社會出現的不公平現象提出質疑，要求政府官員廉政，這引起了社會各行各業的巨大反響乃至全國全民的支持，繼而延伸到要求民主、自由，要求新聞媒體的開放，要求公民的權利。如果共產黨是一個開明的政黨，就應該利用社會的這一股凝聚力，好好地審視一下自己執政的問題。既然這一屆政府遭到全民的質疑，說明這一屆領導在老百姓心中已經失去了信任，不能為民辦事，就應該下台。鄧小平偏聽偏信、動用軍隊對學生鎮壓，這是他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但是這一罪行希望習近平上台後，能對我們受難親屬有一個交待。

這兩位老人是善良的，願兩位老人放下縈繞在心中的悲痛，高興地活著，​​活著看到那一天的到來，不要帶著遺憾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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