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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多難、殤於一瞬——懷念連兒罹難25週年(十一)

2014年07月25日

十二)(十三)(十四

“六四”二十五年後,我靜下心來回顧連兒短暫的一生,感到這孩子到人世間走了一遭既幸又不幸。

他出生在1972年——“文革”浩劫的中後期,成長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這是他值得自豪的幸運年代。整個八十年代正是他從兒童嬗變為少年的時期。那十年,可以說是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和民族在近現代數百年間難得的幸運期。撥亂反正、思想解放、言論開放、管制寬鬆。人們渴望變革、毫不掩飾對西方自由、民主的嚮往。

連兒正是在這樣的氣氛中像海綿一樣吮吸著新思想一天天長大的。

再加上我們這個特殊的家庭背景,他父親教授美學原理,我教授西方美學,最先接觸各種西方舶來思想。人民大學校舍緊張,教工沒有辦公室,除了課堂講授外,平時就在家裡備課、指導研究生,甚至教研室開會也都在家裡。所以平時我們家人來人往,同事、學生不斷,討論問題氣氛熱烈,堪稱各種思想的集散地,頗有些小沙龍的味道。

家里傳來什麼講話、文章之類的材料,連兒總是搶去先睹為快,一目十行,囫圇吞棗,一旦放學回家,趕上激烈爭辯與熱烈討論,他總是在隔壁小房間裡靜靜地似懂非懂地聽著。

八十年代上半期對他影響最大的有兩件事:

一件是八十年代初,國門初開,我七嬸史濟瀛女士的胞妹史濟昭女士(協和醫院名醫、院士)有幸成為最早的訪美學者,歸國時帶回了胡適先生之子所贈其父撰寫的《丁文江的傳記》(大開本打印稿)。那時候在國內胡適、丁文江都還頂著文化買辦的大帽子,家屬們對此書雖視為珍寶,但誰也不敢聲張,只在丁氏近親家屬間秘密傳遞。傳到我家時,自然又是連兒第一個閱讀,他父親乾脆將打印本拆開,我們三人一起徹夜傳閱,閱畢重新裝訂起來。

正是這本“傳記”,令我反思和重新認識自己的親伯父和自己出身的家族。那時候,我一連數日,利用課餘時間泡在人大圖書館的塵埃間尋覓、收集了有關丁文江的文字踪跡,複印下來,帶回家裡,細細研讀。我為二伯父尋找文革期間被平毀的墓地,以及後來聯繫修墓、籌備紀念活動中的種種艱辛,連兒都歷歷在目。正是丁文江身上所凝聚的對國家、民族的摯愛和強烈的責任感深深影響了我們一家人,我們的兩個孩子十分有幸地親眼目睹了這一切,大兒子協助我譯出了美國夏綠蒂·弗思女士的《丁文江——科學和中國新文化》一書,蔣為我們做文字校訂,連兒則又是第一個讀者,我們譯出一章他讀一章。這對於一個14歲的孩子,能讀得下這種從另一個世界翻譯過來的書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件事就是1986年的學潮。這兩件事幾乎發生在同時。當時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的方勵之先生,在中國科技大學、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高校發表演講時,曾公開宣傳“自由、民主、人權”等等思想,他的演講稿在師生之間紛紛傳閱。他認為,民主不能只靠“上面”,因為“上面給予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他倡導在學術上要獨立思考,在政治上要爭取自由、尊重人權。這些思想在當時的中國知識界影響很大。除了方勵之,當時還有上海的王若望、北京的劉賓雁、王若水等人,也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到了1986年底至1987年初,安徽、上海、北京等全國10多所大學相繼爆發了一場“要民主、要自由、反官倒、反腐敗”的學潮,應該說這是80年代西方思想引進中國的必然結果。當時正是胡耀邦先生當總書記的時候,他不主張用強力把學潮壓下去,而主張用對話、疏導的方式來平息這場學潮。但中共元老如鄧小平、薄一波等將學潮的爆發,歸咎於自由化知識分子煽動,以及胡耀邦的縱容。

這場學潮也影響到了北京西郊大學區的一些中學,比如人大附中、北大附中。思想敏感的連兒經常冒著嚴寒去各個大學聽講演,抄大字報,了解學運的情況。有一天傍晚,他放了學沒有回家,我們等了又等,不知他到哪裡去了。等到很晚很晚的時候,他終於回來了。我們問他到哪位同學家去了,他說他沒有去同學家裡。再問,他這才吞吞吐吐地說他跟著北京大學的學生隊伍遊行去了。那時他還是一個不足15歲的孩子啊!

儘管這起學潮為期不長,很快被鄧小平等中共黨內頑固老人以非常手段逼迫胡耀邦辭職而夭折,然其影響深遠,那些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師生們根本沒有心服,我家書房客廳裡依然縱談國是群情激奮。學潮過後,連兒投入了日常的學習,準備即將到來的中考。然而,民主的火種已在他稚嫩的心靈中生根發芽,成為他日後參加八九學運的先聲。

但是,我們又必鬚麵對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連兒是不幸的。那麼一個生龍活虎、熱愛生命、熱愛生活、宅心仁厚、朝氣蓬勃的少年,還沒有成年,在人生的道路上剛剛起步,就被他所熱愛的國家以及共和國軍隊槍殺了。手無寸鐵的他飲彈十里長街,殤於一瞬,倒在血泊之中,甚至到了生命盡頭還以為是中了橡皮子彈,以至沒有留下一句遺言就匆匆離開了人世。

現在我一聽到70後、80後、90後就常常會一陣心悸。我的連兒是70後,他聰明絕頂,才華橫溢,這個世界本來應該是他的,而如今含冤九泉廿五載,殺害他的當局竟無一絲悔悟和歉辭,苦苦思念他的老父母卻還要遭到監控和迫害!這個世界怎麼啦!這個中華文明古國怎麼啦!

也許像我們這樣生活在極權制度下的父母,壓根兒就不應該生他養他,不該讓他來到這個世界上,與我們同受極權之害!

八十年代中期這一段生活究竟是幸還是不幸?我們永誌難忘。

……

學潮過後,他就像往常一樣,投入了日常的學習。

連兒的父親做事一向認真,兒子一直在我們身邊長大,耳濡目染,自幼就養成一絲不苟、做事必定做到底的習慣,有時甚至認真到煩瑣、苛刻自己的地步。他從小學到中學,只要學校與老師、或是同學及其家長有什麼吩咐或者有事請他去做,他總是盡心盡力去完成。我們自然也為他創造一切條件,幫著他去完成。

那是1987年年初,連兒剛考完初三上學期的期末考試,未得喘過氣來便被學校教導處主任王老師召去了,告訴他:在這個寒假裡,市裡要進行中學生俄語競賽,在全國各省市選拔參加莫斯科國際奧林匹克大獎賽的選手,參賽選手的年齡不得超過15歲,而北京市唯有幾所中學設有俄語班,符合年齡條件的學生卻是寥寥無幾;遍查人大附中學生花名冊,發現只有蔣捷連一人尚不滿15歲,他的俄語成績又一直在97分以上,因此學校想讓他去參賽,如被選中,還要集中培訓數月。

在此情況下,連兒不得不向學校禀告實情:他已在家庭教師輔導下利用課餘時間自學了半年英語,決定中考時參加全市統一的英語考試,如獲通過,今後將轉英語班;而此時離中考只有半年時間,這個寒假本打算集中學英語的。學校當然不便強令他去參賽,但還是建議他去,讓他自己再好好考慮,並回家來與家長商量。我們讓連兒自己決定。考慮再三,連兒認為還是應以學校的榮譽為重,寒假裡所犧牲的學英語時間留待日後課餘來補。做父母的深知做出這個決定對一個尚不滿15歲的貪玩的孩子來說,是多麼難能可貴!

決定參賽后面臨的困難是很多的。在短短一周內,聽力、閱讀、語法都要作全面的複習。附中本來指定教俄語的方老師幫助他準備,偏偏不巧,那幾天方老師要陪侍住院的母親,只能略加指點,讓連兒自己去準備。這次俄語競賽是先初試聽力,淘汰一批後再進行筆試。在測試聽力的前幾天,經朋友介紹,我們陪連兒冒著大雪前去向住在海淀街里的一位退休長者請教。這位滿頭白髮的長者當年是中長鐵路上的翻譯,俄語講得非常漂亮,對於提攜晚輩十分熱情。在他家裡燒得暖烘烘的火爐旁,他對連​​兒進行了兩次口語速成訓練。由於連日的過度勞累,在參賽的前一天晚上連兒咳嗽發燒了,明顯是受了風寒。這時已來不及去校醫院看病,我給他服用了一些感冒藥,第二天一早便陪他去應試了。

考試地點設在宣武門外順城街一個院內市教育局的二層樓上。這所小樓十分破舊,木樓梯走起來吱嘎作響。我們到得很早,坐在一間沒有爐火的大房間內靜候。候試的孩子大多由老師帶著,只有連兒和另外一位混血兒是由媽媽陪同的。那位是李立三夫人李莎的外孫,這孩子與他的媽媽在候試室裡用俄語流利地對著話。連兒見此情景,不免有些怯場,顯然不是這孩子的對手。他雖然沒有說什麼,但我從他那緊張註視那對母子對話的神情中猜到了他的心思。我悄悄對他說:“既來之,則安之。和強手賽,即使失敗了也可知道自己的差距。 ”他點點頭,安靜地等候著。

連兒的口試通過了。在幾十名應試者中初選出十來名參加兩天后的筆試。從順城街回到家裡,連兒兩頰緋紅,額頭滾燙,體溫高達39度多。校醫院大夫給他採取緊急措施,又是打針,又是服藥,為保他兩天后能再度前往應試。兩天中高燒持續不退。我內心十分矛盾:算了吧,知難而退,反正不是那孩子的對手,還是連兒的身體要緊;不,決不能半途而廢,這裡有個培養“精神”問題,即使不能獲勝,也是鍛煉孩子毅力的好機會。複試那天清晨,天氣十分寒冷,我狠狠心帶著發燒的連兒上路了。一路上公共汽車裡十分擁擠,好不容易挨著有個空位,連兒說什麼也不肯就坐;這孩子稍一長大與我們外出,在公共汽車上是從不肯入座的,即使那天發著高燒也不肯破這例。筆試之後,應試者還不能離去,要聽候判卷結果。直等到中午時分,主持人才出來宣布複試結果;選中兩名,其中便有那混血兒。其他幾名落選者,每人發給一支鋼筆,以資通過初試紀念。一回到家,連兒顧不上休息,便騎車去學校向王老師與方老師禀報去了。

不料,他這一病竟拖到春節還發燒不退,不得已,大年初二的下午,我與連兒父親一起帶他去西苑中醫醫院看急診。據大夫講這病還是受風寒、陰傷所致。他一直連續打針服藥,直至新學期開學才痊癒。整整一個寒假全部奉獻給了這場奧林匹克俄語選拔賽。儘管在最後一關落了選,又生了場病,但連兒始終處之泰然、毫無怨言,也不後悔,在他看來,為學校的榮譽,理應如此。

此事發生在寒假裡,知者甚少,可是連兒遭不幸之後,人大及附中的校園裡在悲慟之中確實更多的是惋惜。人們盛傳著連兒精通英俄兩門外語,參加過奧林匹克俄語選拔賽,還得了獎,中考時英語考98分;還傳他參加市里奧林匹克物理競賽;在市小學生作文競賽中就獲過獎,拍過錄像;小學三年級的學生就得過稿費……所傳確是事實,但也有誇大之處。連兒雖然接受語言能力較強,曾有一年時間同時學過英、俄兩門外語,我們也曾揶揄他,加上古漢語,三門語言同上;但對一名中學生來說,哪裡談得上“精通”呢?自上高中後,他便把俄語撂在一邊,準備上大學後當作第二外語來學。我心裡明白,連兒是被愛他的伯伯、叔叔、阿姨、師長、學友們神化了,在這神化之中傾注著人們對他深情的愛心與思念……

 一個本來可以成為國家棟樑之材的少年被共和國的子彈活活奪去了生的權利。其實回顧往昔,在中國近代史上這樣的先例還少嗎?譚嗣同七君子被斬首菜市口;劉和珍君飲彈執政府前;張志新被割斷喉管……在這一代代封建的老人政權——不管它是白色的還是紅色的——手裡,那些貪贓枉法、魚肉百姓者可以存,而憂國憂民、為國效勞者卻不得生。歷史就是這樣無情地一幕幕地重演下去,甚或越演越烈、越演越殘暴……而中華民族最大的特點就是忍耐,一代代默默地忍受著、等待著……

 

編者註:本文為《生於多難、殤於一瞬》14篇連載文章中的第11篇。點擊這裡進入全部文章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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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丁子霖,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天安門母親”群體的組織者和前發言人——該群體由“六四”鎮壓中喪失親人的家屬組成,其一貫訴求是:真相、賠償、問責。 1989年6月3日晚,丁子霖的兒子蔣捷連被戒嚴部隊射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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