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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時節憶故人——追思難友杜東旭先生

2014年07月25日

今年發表致“兩代會”公開信時,難友們悲傷地不得不把一向為大家所尊重的杜東旭的名字從信末簽名行列中移至下面已故難友行列中去了——;他於2013年11月7日離我們抱憾而去,終年86歲。

杜先生是位軍人,但他在我們“六四”難屬群體中並不是唯一的軍人。他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被尋訪到以來,始終與我們站在一起並肩抗爭——即使在險象叢生的最艱難時刻,他也總是一如既往,不離不棄我們這個苦難群體。

回想“六四”十週年前夕,在京的難友在我家中第一次舉行集體祭奠,杜先生參加了——那時便衣們和各種車輛就包圍在我們家門外;十五週年、二十週年的集體祭奠他也都參加了。他還在2008年6月3日參加了木樨地路祭——那是在大批便衣警察虎視眈眈的監控之下啊!可是,最終,他未能戰勝病魔、熬到“二十五週年”奠。在今年的集體祭奠中,我們將再也見不到他的身影了。


杜先生、錢普泰夫婦於2008年6月3日夜晚在木樨地29樓前地鐵口為“六四”死難者祭奠

然而,杜先生那魁梧、健壯的身軀,那永遠寬厚、溫和的笑容,在臨近清明的這些日子裡,常常浮現在我的眼前。與杜先生相識、相交近二十年間的種種景象早已刻印在我們的記憶深處。

早在1993年—1994年間,我們那時已經遭到安全部門眾多便衣的監控,這種景像在校內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和廣泛的注意。有些熟人選擇了離我們遠遠的,有些陌生人卻因此而走近了我們。

1994年的一天,我家來了位陌生的年輕姑娘。她自我介紹是本校新聞系學生——原來是丁的系友,當即遞交給我們一個遇難者線索。原來這位熱情的姑娘,也是軍人的後代。他父親和杜東旭為同一干休所的戰友。他非常同情杜先生的妻子被戒嚴部隊槍殺的不幸,兩家關係密切。所以那天我們得到的線索十分詳盡,有杜先生家的準確地址與電話號碼。但是我們不能立即去找杜先生,因為門外有國安部門的便衣監視。等了好幾天仍不見撤走,我們的心情難免焦急,恰好難友張先玲女士來訪,丁便把杜先生的家庭地址交給了她,托​​她先行拜訪。

門口便衣一撤,我們倆便坐上“面的”,從人大繞行軍博來到茂林居杜先生的家(那時丁尚沒有勇氣路經木樨地兒子的遇難處)。

從那天起,我們兩家便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綿延不斷、情意深長的往來。

杜先生原籍吉林,有著東北人的豪爽和坦誠,是個標準的職業軍人。他又是個宅心仁厚、酷愛書法和繪畫的藝術長者。我們相信他的這種職業生涯和性格氣質在他內心深處肯定會發生糾結和衝突,以致令他痛苦和不堪重負。在我們長年的交往中我們觀察到,正是在與難友們的頻繁接觸中,年長我們幾歲的杜先生常常會不由自主地表現出他性格中率真的一面,有時還會顯示出一種輕鬆和解脫之感。

首次見面,杜先生坦誠相告其妻馬承芬在“六四”中遇難的情況。那是在1989年6月3日深夜,戒嚴部隊已經在木樨地一帶大開殺戒。這個地段是民眾和戒嚴部隊之間對抗得最激烈​​的地方,人員死傷很多。夜間10點左右,從西向東開來的軍車,朝離大街200米胡同里的居民開槍掃射。當時他的妻子正坐在樓下台階上同一幫老太太和電梯工說話,而他就站在離妻子2米遠的地方。突然間,一陣亂槍,一顆子彈擊中了他妻子的右下腹部,她頓時栽倒在地上,鮮血流了一地。眾人見她氣息奄奄,生命垂危,忙著送附近的304醫院搶救。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草草手術,又把她送到了病房,也未給輸氧。當時都以為她的傷勢並不嚴重、躲過了這場劫難,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時她早已停止了呼吸。

她死後留下一女兩子。

當年,杜先生雖已退休,但他尚有不少老部下分佈在本市各部門工作,並擔任領導職務,他們獲悉噩耗後紛紛前來慰問老上級。杜對他們別無要求,只望能相助向上級反映,為愛妻無辜遇難討個說法,但得到的都是無能為力,搖頭嘆息,唯有勸老上級保重自己為要。

老軍人性格倔強,既然無人能夠幫得了他,就獨自出資把妻子遺骨安葬在金山陵園。之後,他便一次又一次地向軍隊系統寫要求說法的材料,但是石沉大海,杳無音信。他對這個服務了大半輩子的黨的軍隊徹底絕望了。

他沉痛地對我們說:“我與老馬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相識、相愛,以後成家,生兒育女……老馬1949年入伍,不久即奔赴朝鮮戰場。當年我們冒死戰鬥,她沒有被‘美國鬼子’打死,卻在和平時期死在了自己子弟兵的槍下。 ……共產黨怎麼下得了手向人民開槍呢! ? ”

杜先生的訴說痛徹心肺,深深感動了我們。他續娶的妻子錢普泰老師在一旁靜靜傾聽著。

馬承芬遇難後,杜先生獨自生活乏人照料,友人給他介紹了錢普泰老師。她受過良好教育,是位退休的中學教師。她的前夫病故後,1993年她把女兒留在成都,帶著未成年的兒子嫁到北京與杜先生結為夫妻。這是一位江南女子,善解人意,做事細心,對杜先生的照顧無微不至。自從杜參加了天安門母親活動後,她就“夫唱婦隨”一路相隨了近二十年。她不僅跟著杜先生在公開信上簽了名,為死難者討公道,而且陪著杜先生參加難屬群體的各種活動。老倆口一絲不苟地完成了難友們的每一件囑託,參與了難屬的尋訪活動,提供了一個又一個遇難者線索。他們不分寒暑、不顧勞累,走進一個又一個同命運的家庭,給他們送材料,轉捐款,徵集來一個又一個簽名者。在北京,他們的足跡東至朝陽門、呼家樓,西至石景山、首鋼;外地的四川成都、江蘇鹽城,都留下了這對老夫妻的足跡。

在這二十年間,那一件件、一樁樁往事,我們怎能忘懷、拋開呢!


杜先生、錢普泰、趙廷傑在無錫鄉間《連園》

他的夫人錢普泰與丁都生長在上海,兩人之間常用家鄉話交談,十分親切。我們在無錫鄉下的“連園”建成後,便邀請在京的難友分批前往休閒居住。 1997年杜先生夫婦與趙廷傑先生結伴而行來到“連園”,與我們一起度過了半個多月愉快的時光。白天他們進城觀光,晚上坐在庭院裡促膝交談。那時無錫城鄉間交通尚不方便,親戚家也無小車,他們只能搭乘私人的小“面的”往返於城鄉之間,每天一早杜先生夫婦興沖衝出去,傍晚興至而歸;…現在回想起來,這一切宛如昨日。

……

1999年“六四”十週年前夕,天安門母親群體把“六四”大屠殺的重要責任者李鵬告上最高人民檢察院,當局十分恐懼和緊張,把我們倆軟禁在家45天之久,眾多國安便衣及其大小車輛就在我家住所門前上崗。其間我們不得外出,來訪者均要盤問、出示證件,因此親友們在這“非常時期”也就不上門找麻煩了。可是杜先生夫婦偏偏不信這個邪!一天,他倆來到我們家——中國人民大學靜園一樓43號,而且堂堂正正、有備而來——要證件有證件,要登記便登記,便衣們不得不讓這位老軍人及其夫人進入了我們家。我們在長期被隔絕、精神處於極度痛苦與憤懣的情況下,對於杜先生夫婦的來訪,自然十分意外和寬慰。這是多麼難得的支持啊!那天暢敘一番後,我們捨不得他們離去,站在窗口目送良久。我們眼看著杜先生挺胸昂首、目不旁視、闊步前行,根本不把便衣人員放在眼裡。


杜先生參加1999年“六四”死難者十週年祭

杜先生敢於藐視當局自然進入了有關部門的視線之內,但他毫不在乎。幹休所領導——以前他的老部下,幾番上門規勸,讓他這位老軍人、老同志不要和丁子霖這樣的“敵對勢力”混在一起。他正色回敬:“什麼話!他們夫婦倆是大學教授,兒子‘六四’被打死了,向政府討公道犯了什麼法!哪來的‘敵對勢力’! ”

他常常這樣來回敬“規勸”他的人:“你們不是常常教育要‘軍民魚水情’嗎?怎麼現在不講了啊? ”駁得來者啞口無言。事後給我們複述時他還禁不住像孩子般地開懷大笑起來。駁得真是好痛快!後來,“軍民魚水情”這個段子在難友中竟被傳為笑談。

杜先生是難屬群體中的長者,他以自己的勇於擔當和寬厚坦誠贏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敬。他常常為我們群體排憂解難,每一封公開信,從擬題、定稿,他都認真地參加討論。 1999年“六四”十週年之後,難友周淑莊因勞累過度罹患腦中風,半身不遂,行動不便。為了讓他們夫婦能參加討論,從那以後,難屬群體的活動地點就轉移到她家。記得2001年“六四”週年前夕,大家在她家裡討論周年文本——《天安門母親的話》時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焦點集中在譴責當局兩年前開始的那場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那時節對法輪功學員的拘捕尚在進行中,大有風聲鶴唳之勢,對這一重大事件是噤聲還是譴責,事關對待人類普世價值的態度。我們正在發愁之際,杜先生與另一位長者——周淑莊的丈夫段宏炳先生從院子裡進到屋內——不知他倆何時出屋的。杜先生慢條斯理地對大家說:“我剛才和老段商議了,大家看,這樣處理好不好?譴責政府鎮壓法輪功的字樣應該保留,因為這是國內大事件,我們需要表明態度;但文字不宜過長,因為法輪功與‘六四’大屠殺畢竟是兩碼事。 ”短短幾句話,就平息了一場群體中少有的爭論,蔣立即按二老的意思作了修改,並當場獲得與會者們的認可。現如今,段、杜二老已先後離我們而去,但僅此事,也足見天安門母親群體能走到今天,這裡也凝聚了這些老人的心血和智慧。

2008年6月3日深夜,我們第二次來到木樨地阜外大街29號樓前兒子遇難地祭奠,杜先生夫婦帶著馬大姐的遺像、香燭、水果供品和冥幣也來到我們身邊,在周圍便衣們的注視下,與我們一起灑酒、焚香、默默致哀。繼此之後,2008年北京申辦奧運會,我們在國安部門反复“勸說”下,不得已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離開北京,在他們的“陪同”下去到了大連。沒有想到未及數日,我們接到錢普泰的電話,問我們大連的詳細地址,並告知杜先生已向幹休所要求,不日前來大連休養。這樣,即使在國安便衣的陪同下他們夫婦倆同我們會聚了。他們惦著我倆的處境,唯恐我們再受委屈,非要親眼來看看不可——此前我們有過數次被國安等部門騙走和強行帶走軟禁的經歷。

二十年的相交相處,難友們都很熟悉杜先生,尤其是知道他熟稔書法,寫得一手好字。不少人向他索要墨寶,他都來者不拒。每逢難友謝世,追思的輓聯都請杜先生書寫。這其中有2001年的蘇冰嫻、2010年的段宏炳、2012年的袁可誌等老先生,他都一一照此辦理。待到給袁先生寫輓聯之後,我們才獲悉杜先生也發現了癌​​症,且是晚期並已轉移到其它部位。

事後我們心疼不已,自責良久,太粗心大意了。一旦有事,只知去求、去靠杜先生,根本沒有顧及他是一位年事已高的長者。

2013年9月下旬,我們離京返錫時,杜先生已處於病危狀態,但神誌十分清醒。當他得知我們要去醫院探望他時,他便像孩子那樣執拗地要求出院回家、在家中與我們相見,被我們耐心勸阻。果然,我們返錫不久,於11月7日上午杜先生走完了他八十六年的人生旅程。我們委託尤維潔女士代表我們獻上花圈,寄託哀思。

一年一度祭奠親人的清明節即將來臨,此時此刻,我們在緬懷自己的父輩、連兒的同時,怎能忘懷與我們患難與共、勝似親人的那一個個先我們而去的難友:學漢、冰嫻、段先生、袁先生、杜先生以及其他30多位已故的苦難兄弟姐妹。

我們只能在此立誓相告:我們會為此努力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2014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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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丁子霖,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天安門母親”群體的組織者和前發言人——該群體由“六四”鎮壓中喪失親人的家屬組成,其一貫訴求是:真相、賠償、問責。 1989年6月3日晚,丁子霖的兒子蔣捷連被戒嚴部隊射殺。

蔣培坤,丁子霖的丈夫,蔣捷連的父親,“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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