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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多難、殤於一瞬——懷念連兒罹難25週年(十三)

2014年07月25日

十一)(十二)(十四

1989年6月5日中午,我躺在床上,先是幾位校醫突然進屋來給我注射針劑,幾乎是同時,來人把我丈夫蔣叫了出去。見此情景,我心裡已明白了八九分。過了一會兒,蔣回屋來對我說:“我們的兒子已經不在了。 ”

聽到丈夫親口告訴這個噩耗,連日來那不祥的預感得到了證實,我所有的期盼和幻想霎時間化為烏有。此時此刻的我反倒十分鎮靜,也未昏厥,只是頭腦裡一片空白,喪失了思維能力——似乎時間停止了,空氣也凝固了。我說不出任何話語,只是呆呆地望著周圍的人們。 “丁子霖,你哭啊,哭啊,哭出來吧! ”同事大聲喊道。在眾人的推拉和呼喊下,我終於哭出了聲音;但由於大夫事先給我注射了鎮靜劑,我又隨即昏睡了過去。再醒來時,我發現自己的雙腿已癱軟得無法站立和走動了,但我的神誌是清楚的。我躺在床上等待著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想積蓄一些體力,盼著下午4點能去中關村醫院與兒子的遺體作最後的告別。

這時有人跑到我家,說人大附中群情激憤。學生們紛紛要求週一清晨的升旗儀式改為降半旗為小連誌哀。校方領導卻不敢這樣做,於是取消了這個多少年雷打不動的儀式。他的同班同學更是慟哭不止,課都上不下去了,他們要求去醫院與小連的遺體告別……我和小連父親這樣想:雖然醫院離學校不遠,但街上到處是荷槍實彈的戒嚴部隊士兵,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不時還有軍車呼嘯而過。萬一,悲憤之中的學生對士兵有什麼過激的言語和舉動,保不住又引來殺身之禍。據說孩子們後來含淚接受了我們的勸告,他們折疊出一朵朵小白花,掛滿了人大附中斑駁的院牆,無言地為他們曾經的伙伴送行……

我已想不起來自己是怎樣被人們架上麵包車去到中關村醫院,又是如何被扶進醫院太平間的。我腦海裡唯一刻印下來的是,兒子靜靜地躺在一塊木板上,他微閉著雙眼,面容安詳,就像他平時安睡在自己小床上的樣子,只是白淨的面龐上已褪盡了絲絲血色。他停止呼吸已經兩天了,但他體內的一腔熱血還在流淌著,致使剛給他換上的那套紅白相間的校服前胸處仍不斷滲出殷紅的血水。看到那新滲出的血印,我禁不住悲慟欲絕。一個鮮活的生命就這樣被扼殺了。他還只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啊!他對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太執著、太慷慨了,他為之奉獻了自己的生命還不算,難道還要把自己所有的鮮血都流盡在這片土地上,才肯離去?

我還發現,兒子的面容雖然安詳,但雙眼並未完全閉上。我知道,他並不甘心就此結束他剛剛起步的人生,就此離開他心愛的父母和同學、親朋……

我不顧一切地撲向兒子,但我的雙臂卻被攙扶我的眾人死死地拉住了。她們不讓我觸摸遺體,說是天氣太熱,遺體容易損壞。我苦苦哀求,讓我最後親親自己的兒子吧!我發瘋似地掙扎著、呼喊著,大家才不忍心地鬆開了手。

我終於觸摸到了我生之養之的連兒。孩子是母親身上掉下來的肉。這十七年來,他在我身邊一點點地長大,他身上絲毫細微的變化,都逃不過做母親的眼睛。現在他卻成了這個樣子,任憑我千呼萬喚都沒有一點反應。我先摸到了他的手,那從小就寫得一筆工整仿宋體鋼筆字的細長手指現在卻冰涼冰涼,似乎他剛從冰窟窿中爬出來;我又輕輕地撫摸著他那頭濃密黑亮的頭髮——這是他生前最為珍愛的,打幼時起,他從不肯上理髮店讓別人去擺弄自己的頭髮,每次都由他父親親自修剪;而父親無論多忙,總是耐心地一梳一剪,一直修理到讓兒子用小鏡子左照右照、覺得完全滿意為止——現在他要走了,讓我這個做母親的為他作最後一次梳理吧;還有那條扎在額頭上的窄窄紅布條——那個寄託著他的夢想與追求的紅布條,從八九學運發生以來,他每次出門去參加運動,總是要對著鏡子很神聖地把這條紅布扎在自己的額頭上,現在他走了,也讓我為他作最後一次整理吧。


向蔣捷連遺體告別

“小連啊!小連啊!媽媽來看你了! ”我撕心裂肺地哭喊著,可千呼萬喚都不見他的回音,他靜靜地躺在那裡,像是一座躺臥著的漢白玉石雕像。

人們又一次上前拉開我,我知道這是最後的訣別了,從此我再也見不到兒子的面了。也不知從哪裡來的力氣,我再一次掙脫了她們。我俯下身去親吻他的面頰,但再也沒有了原先那樣的溫暖和奶香了,而是冰涼冰涼的,涼得痛徹我的心肺。兒子生前常常被家里人嘲笑,說他有一種天生的“戀母情結”。上小學之前,他從不肯一人獨睡,總是賴著同我睡一個被窩,而且總是揪住我腦後的一撂頭髮、把小腿擱在我身上。而我也總是輕輕地拍著他的身子,一遍一遍地吻著他的額頭和麵頰,等他睡熟了才抽身出來,開始每個夜晚例行的備課或寫作。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他上小學以後才有所改變。但即使後來他獨睡一張小床,每晚臨睡前也總要叫一聲:“媽!我睡了! ”我知道他這是在招呼我,我於是會意地走到他的床前,吻吻他的面頰,拍拍他的身子,他這才心滿意足地安然入睡。而我也是一樣,每當深夜臨睡前,總要再一次吻吻他熟睡的臉頰,才算完成了一天的“功課”。這是我們母子倆感情生活中的一個秘密,也是我們母子間表達感情的一個固定的模式。兒子是在我的親吻中長大的,而他也給了我這個做母親的一種特有的愉悅和享受,作為我對他的愛的一個回報。可從此以後這份人世間最珍貴、最純潔的親情卻被罪惡的槍彈毀滅殆盡了。這是我一生中最難以接受的殘酷。

那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從兒子的遺體旁離開的,也不知道是怎樣從醫院回到家裡的。回到家里後,我整個地軟癱在床上動彈不得,不思飲食也無法入睡,整日整夜以淚洗面,覺得自己也已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6月7日是兒子遺體火化的日子,家人和親友們擔心我悲慟過度身體發生意外,說什麼也不讓我親自去送行。我丈夫連日來強忍悲痛照顧我,身體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他也被勸止留在了家裡。

…………

辦完喪事後,我的大兒子要回他就讀的學校去了,臨走時,一向性格內向的他站在我的病榻前哭求我:媽!弟弟已經走了,你可千萬要挺住啊!你要是有個三長兩短,叫我們怎麼辦? ”我點點頭,作為對他的回答。多少年後我才知道,這是我丈夫同大兒子商量,讓他出面來勸我的。知我者莫如自己的丈夫。他知道,在當時,對於幾乎陷入絕境的我來說,只有所剩唯一的親生骨肉最能打動我,也才能留得住我。為了防止意外,他們把家裡的刀剪、繩索之類的東西都收藏了起來。很多了解我的親友和同事一再提醒我的家人:丁生性剛烈,萬一一時想不開,出了事情,後悔就來不及了;你們一定要日夜守候著她,你們家裡再也不能發生不幸了。

兒子死後相當一段時間,我都是在病榻上度過的,不少人來登門慰問。這些人中有親朋好友,也有雖相識卻平素無甚往來者,還有不甚熟識者,也有在文革中曾經傷害過我的一些人。我至今深信他們都是懷著一顆真誠的同情心而來,他們把對軍隊開槍殺害老百姓的共同憤怒,轉化為對受害者的關懷與同情,一股腦兒地傾瀉到我們家。而這正是那時北京市民情感的真實寫照。雖然坦克和機槍把學生和市民的抗爭運動鎮壓下去了,但經過血與火錘煉的北京人,心卻沒有死,血也沒有冷。

我的軀體雖然歇息下來了,頭腦卻並沒有靜止。我反反复复地想:我此生並非聖賢,自從來到這個世界上,只是想過一個普通人的生活。在過去的大半輩子裡,我曾有過愚昧、也曾做過一些錯事、蠢事,有時也受到良心的譴責;但我從未有過害人之心,自認為還是個正直的人。可是,為什麼如此嚴厲的懲罰竟會落到我的頭上呢?作為母親,我既沒有保護住自己的孩子,又不能代替他去死,只能這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地苟活著,老天爺對我不是太殘酷了嗎?

家中三間房屋裡到處晃蕩著兒子的身影。兒子1米82的個頭,進門出門都要低下頭去才能通過,他一伸手,一蹦跳,就能輕易地觸摸到離地2·75米高的天花板,一串臟手印也就留在了天花板的雪白粉底上。只要他待在家裡,就有事沒事常常要甜美地呼喚我一聲“媽! ”,我都弄不清楚他的叫喚聲是從哪個房間角落里傳來的。我們母子間常常為搶占電視而發生“戰爭”:當我想要看一場電視劇的時候,他卻爭著要看球賽,只要電視裡有球賽——不管哪一種球類&mdash ;—他決不放過,最後自然是我讓給他。每天用餐的時候,他都是坐在緊靠著父親的位子上,習慣性地把自己的一雙大腳往父親的腿上一擱;而在桌面上,卻儼然一副大人的模樣,一邊吃飯一邊看報——他是家裡每天報紙的第一位讀者。我常常這樣嘲笑他對時間的吝惜:為什麼老天爺給你的時間你老嫌不夠?莫非人家活兩輩子的時間你要趕著用一輩子來活完?想到這裡,我不禁一陣寒顫,莫非他命中早已註定只能有十七年壽命,而我的命中也只能有十七年的歡樂!

1989年6月18日的上午,我邁著蹣跚的步子,扶著牆,試著慢慢地走出屋門,下了台階,靠著小院的鐵欄杆,在床上睡了半個月,兩腿竟是如此無力,站在那裡直發顫。我仰望長空,北京夏日的天還是這樣湛藍、湛藍的,白雲還是這樣飄來忽去;人民大學校園裡的人群來來往往,說說笑笑;時光在流逝,而風光依舊、景物如故,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似的。我心頭不禁一陣酸楚,淚水撲撲簌簌順頰而流。我真願時間凝住,永遠停止在6月2日連連十七歲生日的那天,要是人間的這一切真的什麼都沒有發生,那該有多好呵!我無論如何也無法相信那生龍活虎、純真善良的連連竟會在他生日的第二天離開人世,突然永遠永遠地從地平線上消失了。然而,這卻是真切地發生著的、我不得不接受與面對的冷酷的現實。

我站在那裡,聽著路邊的行人讚美我家小院裡那長得繁茂異常的串串龍眼葡萄,耳邊似乎響起了連連那熟悉的聲音:“媽,也真怪了,咱家的葡萄從來沒人管它,可今年會長得這麼多、這麼好! ”半個多月前,我們母子倆站在門口欣賞葡萄時,他正是這樣對我說過的。我忍不住在內心向路人默默地悲呼:你們知道嗎?那葡萄今年長得好,那是我兒子的血灌溉而成的呀!你們難道忘了嗎?自從6月3日那個可怕的夜晚,我失去心愛的連連,至今已經半個月了;你們可曾知道,連連母親的心在淌血;你們可曾想像到,這十五個日日夜夜一個痛失愛兒的母親是怎樣在生死線上掙扎的;今後又將如何度過那未知數的淒苦的日日夜夜呢?

記不清楚是八九學運中的哪一天,在晚間的電視屏幕上,當我看到在聲援絕食學生的遊行隊伍裡有一對教授夫婦,他們手中舉著個橫幅標語牌,上面寫著:“鄧小平,我們的兒子在絕食,你的兒子在幹什麼! ”看到這裡,我彷佛預感著什麼似的,心頭一陣緊縮,淚水盈眶,這細微的感覺竟頓時被坐在身邊的連連察覺了。他生性敏感,什麼也瞞不住他,我們常戲稱他有“第六感”。此時,他搬過我的臉龐,連聲問道:“怎麼啦!又動感情啦!爸!你看媽呀! ”邊說,邊吻了我一下,隨後又輕輕拍了一下我的臉頰,意在安慰吧。現在連連長眠於彼岸,想不到我們這對教授夫婦的命運竟比遊行隊伍裡的那對命運更慘。此時此刻,我也要問鄧小平一句:“我們未成年的兒子已化成了灰燼,你的兒子又在哪裡?在幹什麼? ”答案不解自明。幾天前,鄧小平的兒子不是目露凶光,神氣活現地出現在電視屏幕上嗎?逝者已難以生還,誰也還不了我那可疼可愛的兒子了。但是血債總要償還的,誰又是殺害我無辜兒子的兇手呢?

連連離我們而去半個月……一個月……。痛定思痛,苦痛與日俱增,命運把無盡的苦楚留給了生者。家人、朋友、同事、學生中間,有勇敢些的,親自前來勸慰我想開些,解脫出來;有的不忍直面我的慘狀,只能在自己家中默默地為我祝福;當然也有怕沾邊、涉嫌、影響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或“錦繡前程”的,因為我的連連畢竟是倒在戒嚴部隊槍彈之下的。在各種各樣的勸慰中,我的七嬸史濟瀛女士曾對我說過這樣一段話,她說:“小連一生雖短,只活了十七年,但他活得充實、豐富,也幸福。他得到了家人對他全部的疼愛、全部的照顧。他死得又有意義:有人渾渾噩噩活了七十、八十,死了就死了,還比不上這孩子十七年的價值。 ”是呵!連兒只活了十七年,雖短促,卻甜美;他擁有人世間父母、兄長、老師、夥伴們對他的完整的愛,他也把自己全部的愛回報了父母、兄長、老師、夥伴們,乃至全人類。他無憂無慮、無私無畏、自由自在,對生命充滿了無盡的追求與美好的憧憬。他是帶著對生活、對人們(包括殺害他的戰士)的無窮盡的愛離開人間的。連兒這場短促而甜美的夢,曾經給父母那無盡痛苦的人生惡夢帶來過短暫的歡欣,也讓我們在日後的漫漫長夜中不斷地去尋找那美好的回憶,這或許是冥冥之中連兒為父母的苦澀的餘生作出的安排吧。

 

編者註:本文為《生於多難、殤於一瞬》14篇連載文章中的第13篇。點擊這裡進入全部文章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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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丁子霖,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天安門母親”群體的組織者和前發言人——該群體由“六四”鎮壓中喪失親人的家屬組成,其一貫訴求是:真相、賠償、問責。 1989年6月3日晚,丁子霖的兒子蔣捷連被戒嚴部隊射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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