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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多难、殇于一瞬——怀念连儿罹难25周年(十一)

2014年07月25日

十二)(十三)(十四

“六四”二十五年后,我静下心来回顾连儿短暂的一生,感到这孩子到人世间走了一遭既幸又不幸。

他出生在1972年——“文革”浩劫的中后期,成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他值得自豪的幸运年代。整个八十年代正是他从儿童嬗变为少年的时期。那十年,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在近现代数百年间难得的幸运期。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言论开放、管制宽松。人们渴望变革、毫不掩饰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向往。

连儿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像海绵一样吮吸着新思想一天天长大的。

再加上我们这个特殊的家庭背景,他父亲教授美学原理,我教授西方美学,最先接触各种西方舶来思想。人民大学校舍紧张,教工没有办公室,除了课堂讲授外,平时就在家里备课、指导研究生,甚至教研室开会也都在家里。所以平时我们家人来人往,同事、学生不断,讨论问题气氛热烈,堪称各种思想的集散地,颇有些小沙龙的味道。

家里传来什么讲话、文章之类的材料,连儿总是抢去先睹为快,一目十行,囫囵吞枣,一旦放学回家,赶上激烈争辩与热烈讨论,他总是在隔壁小房间里静静地似懂非懂地听着。

八十年代上半期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

一件是八十年代初,国门初开,我七婶史济瀛女士的胞妹史济昭女士(协和医院名医、院士)有幸成为最早的访美学者,归国时带回了胡适先生之子所赠其父撰写的《丁文江的传记》(大开本打印稿)。那时候在国内胡适、丁文江都还顶着文化买办的大帽子,家属们对此书虽视为珍宝,但谁也不敢声张,只在丁氏近亲家属间秘密传递。传到我家时,自然又是连儿第一个阅读,他父亲干脆将打印本拆开,我们三人一起彻夜传阅,阅毕重新装订起来。

正是这本“传记”,令我反思和重新认识自己的亲伯父和自己出身的家族。那时候,我一连数日,利用课余时间泡在人大图书馆的尘埃间寻觅、收集了有关丁文江的文字踪迹,复印下来,带回家里,细细研读。我为二伯父寻找文革期间被平毁的墓地,以及后来联系修墓、筹备纪念活动中的种种艰辛,连儿都历历在目。正是丁文江身上所凝聚的对国家、民族的挚爱和强烈的责任感深深影响了我们一家人,我们的两个孩子十分有幸地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大儿子协助我译出了美国夏绿蒂·弗思女士的《丁文江——科学和中国新文化》一书,蒋为我们做文字校订,连儿则又是第一个读者,我们译出一章他读一章。这对于一个14岁的孩子,能读得下这种从另一个世界翻译过来的书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件事就是1986年的学潮。这两件事几乎发生在同时。当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方励之先生,在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发表演讲时,曾公开宣传“自由、民主、人权”等等思想,他的演讲稿在师生之间纷纷传阅。他认为,民主不能只靠“上面”,因为“上面给予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他倡导在学术上要独立思考,在政治上要争取自由、尊重人权。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影响很大。除了方励之,当时还有上海的王若望、北京的刘宾雁、王若水等人,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到了1986年底至1987年初,安徽、上海、北京等全国10多所大学相继爆发了一场“要民主、要自由、反官倒、反腐败”的学潮,应该说这是80年代西方思想引进中国的必然结果。当时正是胡耀邦先生当总书记的时候,他不主张用强力把学潮压下去,而主张用对话、疏导的方式来平息这场学潮。但中共元老如邓小平、薄一波等将学潮的爆发,归咎于自由化知识分子煽动,以及胡耀邦的纵容。

这场学潮也影响到了北京西郊大学区的一些中学,比如人大附中、北大附中。思想敏感的连儿经常冒着严寒去各个大学听讲演,抄大字报,了解学运的情况。有一天傍晚,他放了学没有回家,我们等了又等,不知他到哪里去了。等到很晚很晚的时候,他终于回来了。我们问他到哪位同学家去了,他说他没有去同学家里。再问,他这才吞吞吐吐地说他跟着北京大学的学生队伍游行去了。那时他还是一个不足15岁的孩子啊!

尽管这起学潮为期不长,很快被邓小平等中共党内顽固老人以非常手段逼迫胡耀邦辞职而夭折,然其影响深远,那些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师生们根本没有心服,我家书房客厅里依然纵谈国是群情激奋。学潮过后,连儿投入了日常的学习,准备即将到来的中考。然而,民主的火种已在他稚嫩的心灵中生根发芽,成为他日后参加八九学运的先声。

但是,我们又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连儿是不幸的。那么一个生龙活虎、热爱生命、热爱生活、宅心仁厚、朝气蓬勃的少年,还没有成年,在人生的道路上刚刚起步,就被他所热爱的国家以及共和国军队枪杀了。手无寸铁的他饮弹十里长街,殇于一瞬,倒在血泊之中,甚至到了生命尽头还以为是中了橡皮子弹,以至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匆匆离开了人世。

现在我一听到70后、80后、90后就常常会一阵心悸。我的连儿是70后,他聪明绝顶,才华横溢,这个世界本来应该是他的,而如今含冤九泉廿五载,杀害他的当局竟无一丝悔悟和歉辞,苦苦思念他的老父母却还要遭到监控和迫害!这个世界怎么啦!这个中华文明古国怎么啦!

也许像我们这样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父母,压根儿就不应该生他养他,不该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与我们同受极权之害!

八十年代中期这一段生活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我们永志难忘。

……

学潮过后,他就像往常一样,投入了日常的学习。

连儿的父亲做事一向认真,儿子一直在我们身边长大,耳濡目染,自幼就养成一丝不苟、做事必定做到底的习惯,有时甚至认真到烦琐、苛刻自己的地步。他从小学到中学,只要学校与老师、或是同学及其家长有什么吩咐或者有事请他去做,他总是尽心尽力去完成。我们自然也为他创造一切条件,帮着他去完成。

那是1987年年初,连儿刚考完初三上学期的期末考试,未得喘过气来便被学校教导处主任王老师召去了,告诉他:在这个寒假里,市里要进行中学生俄语竞赛,在全国各省市选拔参加莫斯科国际奥林匹克大奖赛的选手,参赛选手的年龄不得超过15岁,而北京市唯有几所中学设有俄语班,符合年龄条件的学生却是寥寥无几;遍查人大附中学生花名册,发现只有蒋捷连一人尚不满15岁,他的俄语成绩又一直在97分以上,因此学校想让他去参赛,如被选中,还要集中培训数月。

在此情况下,连儿不得不向学校禀告实情:他已在家庭教师辅导下利用课余时间自学了半年英语,决定中考时参加全市统一的英语考试,如获通过,今后将转英语班;而此时离中考只有半年时间,这个寒假本打算集中学英语的。学校当然不便强令他去参赛,但还是建议他去,让他自己再好好考虑,并回家来与家长商量。我们让连儿自己决定。考虑再三,连儿认为还是应以学校的荣誉为重,寒假里所牺牲的学英语时间留待日后课余来补。做父母的深知做出这个决定对一个尚不满15岁的贪玩的孩子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

决定参赛后面临的困难是很多的。在短短一周内,听力、阅读、语法都要作全面的复习。附中本来指定教俄语的方老师帮助他准备,偏偏不巧,那几天方老师要陪侍住院的母亲,只能略加指点,让连儿自己去准备。这次俄语竞赛是先初试听力,淘汰一批后再进行笔试。在测试听力的前几天,经朋友介绍,我们陪连儿冒着大雪前去向住在海淀街里的一位退休长者请教。这位满头白发的长者当年是中长铁路上的翻译,俄语讲得非常漂亮,对于提携晚辈十分热情。在他家里烧得暖烘烘的火炉旁,他对连儿进行了两次口语速成训练。由于连日的过度劳累,在参赛的前一天晚上连儿咳嗽发烧了,明显是受了风寒。这时已来不及去校医院看病,我给他服用了一些感冒药,第二天一早便陪他去应试了。

考试地点设在宣武门外顺城街一个院内市教育局的二层楼上。这所小楼十分破旧,木楼梯走起来吱嘎作响。我们到得很早,坐在一间没有炉火的大房间内静候。候试的孩子大多由老师带着,只有连儿和另外一位混血儿是由妈妈陪同的。那位是李立三夫人李莎的外孙,这孩子与他的妈妈在候试室里用俄语流利地对着话。连儿见此情景,不免有些怯场,显然不是这孩子的对手。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我从他那紧张注视那对母子对话的神情中猜到了他的心思。我悄悄对他说:“既来之,则安之。和强手赛,即使失败了也可知道自己的差距。”他点点头,安静地等候着。

连儿的口试通过了。在几十名应试者中初选出十来名参加两天后的笔试。从顺城街回到家里,连儿两颊绯红,额头滚烫,体温高达39度多。校医院大夫给他采取紧急措施,又是打针,又是服药,为保他两天后能再度前往应试。两天中高烧持续不退。我内心十分矛盾:算了吧,知难而退,反正不是那孩子的对手,还是连儿的身体要紧;不,决不能半途而废,这里有个培养“精神”问题,即使不能获胜,也是锻炼孩子毅力的好机会。复试那天清晨,天气十分寒冷,我狠狠心带着发烧的连儿上路了。一路上公共汽车里十分拥挤,好不容易挨着有个空位,连儿说什么也不肯就坐;这孩子稍一长大与我们外出,在公共汽车上是从不肯入座的,即使那天发着高烧也不肯破这例。笔试之后,应试者还不能离去,要听候判卷结果。直等到中午时分,主持人才出来宣布复试结果;选中两名,其中便有那混血儿。其他几名落选者,每人发给一支钢笔,以资通过初试纪念。一回到家,连儿顾不上休息,便骑车去学校向王老师与方老师禀报去了。

不料,他这一病竟拖到春节还发烧不退,不得已,大年初二的下午,我与连儿父亲一起带他去西苑中医医院看急诊。据大夫讲这病还是受风寒、阴伤所致。他一直连续打针服药,直至新学期开学才痊愈。整整一个寒假全部奉献给了这场奥林匹克俄语选拔赛。尽管在最后一关落了选,又生了场病,但连儿始终处之泰然、毫无怨言,也不后悔,在他看来,为学校的荣誉,理应如此。

此事发生在寒假里,知者甚少,可是连儿遭不幸之后,人大及附中的校园里在悲恸之中确实更多的是惋惜。人们盛传着连儿精通英俄两门外语,参加过奥林匹克俄语选拔赛,还得了奖,中考时英语考98分;还传他参加市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在市小学生作文竞赛中就获过奖,拍过录像;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得过稿费……所传确是事实,但也有夸大之处。连儿虽然接受语言能力较强,曾有一年时间同时学过英、俄两门外语,我们也曾揶揄他,加上古汉语,三门语言同上;但对一名中学生来说,哪里谈得上“精通”呢?自上高中后,他便把俄语撂在一边,准备上大学后当作第二外语来学。我心里明白,连儿是被爱他的伯伯、叔叔、阿姨、师长、学友们神化了,在这神化之中倾注着人们对他深情的爱心与思念……

 一个本来可以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的少年被共和国的子弹活活夺去了生的权利。其实回顾往昔,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样的先例还少吗?谭嗣同七君子被斩首菜市口;刘和珍君饮弹执政府前;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在这一代代封建的老人政权——不管它是白色的还是红色的——手里,那些贪赃枉法、鱼肉百姓者可以存,而忧国忧民、为国效劳者却不得生。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一幕幕地重演下去,甚或越演越烈、越演越残暴……而中华民族最大的特点就是忍耐,一代代默默地忍受着、等待着……

 

编者注: 本文为《生于多难、殇于一瞬》14篇连载文章中的第11篇。点击这里进入全部文章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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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子霖,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组织者和前发言人——该群体由“六四”镇压中丧失亲人的家属组成,其一贯诉求是:真相、赔偿、问责。 1989年6月3日晚,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被戒严部队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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