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当局将受国际保护的权利与“颠覆”混为一谈
1月6日星期三清晨，香港当局出动约1000名警员，拘捕了53名与2020年7月举行的非官方选举初选有关的人士。此举旨在消除政治反对派，消除政治活动和参与。被捕者中有著名前立法会议员，包括朱凯迪、杨岳桥和郭家麒；现任区议员，包括岑敖晖（他也是2014年“雨伞运动”的学生领袖）；法律学者、“占中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戴耀廷；以及一位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美国律师关尚义。53人全部被以涉嫌犯《香港国安法》第22条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捕，因其组织、策划、实施或参加非官方选举初选。
一天后的1月7日，警方又逮捕了另外两名参加非正式初选的人士：民主活动人士黃之锋，他正因组织和煽动2020年6月的“未经批准集结”而被判入狱13个半月；谭得志，他因涉嫌煽动暴乱自2020年9月以来一直被关押。截至1月8日，在1月6日被捕的人中已有52人获准保释。（请参阅本简报结尾处的被捕者完整名单。）
就像2015年在中国大陆采取的对300多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进行大规模镇压，以恐吓和摧毁维权团体的白色恐怖一样，香港警方最近采取的行动，是对法治和受中国、香港和国际法律保护的权利的又一次根本性打击。在这“一锅端”的行动中，香港当局逮捕的人数超过了自2020年7月以来以《香港国安法》逮捕人数的一倍多；随着调查的继续，恐有更多的人会遭到逮捕。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表示：“国际社会不仅需要谴责此次大规模逮捕，而且还应要求当局遵守纳入到《香港国安法》中的相关国际标准和规范，遵守《基本法》以及中国和香港的国际义务。”
在1月6日的警方新闻发布会上，可以看到香港当局将受国际保护的权利与“颠覆”罪混为一谈的鲜明例子。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简称“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展示了一张流程图，该图描绘了初选的目标以及为进行初选而采取的相关步骤，包括“民意研究”、“众筹”和在社交平台宣传——政治运动中毫不奇怪的战略要素——李将其描绘成使政府瘫痪的步骤。李桂华说，策划者以“决心”和“丰富”的“资源”来实现他们的使命。此外，当局指出，亲民主阵营的“35+”计划是要在拥有70个席位的立法机关中占多数，这等于是推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阴谋。
来源：香港自由新聞（HKFP）
非官方初选于7月11日至12日举行，为期两天，在市内各街角举行，吸引了61万多名选民，他们为当时定于2020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议选举选择民主派的候选人。7月下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新冠病毒公共卫生问题为由，宣布将选举推迟一年。
“为了扼杀政治反对派而将和平行使基本权利予以政治化入罪，而且明显地威胁还要采取更多的打击行动，已经把我们带到一个危机关头。我们必须超越谴责，并从策略上援引《香港国安法》第4条中的权利保护。”谭竞嫦说。
“《香港国安法》第4条是我们可用的为数不多的权利保护工具之一，我们必须推动它的实施，必须使用它来进行测试，不能只是将它当作一个摆设搁置不用。”
二、认真对待《香港国安法》第4条及其保护的权利
针对《香港国安法》通过后广泛关注的问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其他香港特区官员指出，第4条的纳入是权利得到保护的保障。（她还试图向香港人民保证，《香港国安法》只会影响少数人。显然，她从根本上误解了权利保护的性质：无论有多少人受到影响，权利保护都必须予以应用。）
第4条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包括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内的权利和自由。[1]
受到大规模逮捕影响的两项基本权利是“参与权”和“和平集会权”，两者都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因此也受到《香港国安法》的保护。
参与权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5条规定：
凡属公民……不受无理限制，均应有权利及机会：直接或经由自由选择之代表参与政事……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1月7日在谴责大规模逮捕的声明中强调了这项权利：
最新的这些逮捕行动表明——正如人们所担心的——《香港国安法》所规定的颠覆罪确实正被用来拘捕行使合法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权利的人士……
我们强调，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行使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是一项基本权利，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保护，该公约已纳入香港的《基本法》 。（粗体由中国人权添加）
和平集会权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1条规定：
和平集会之权利，应予确认。除依法律之规定，且为民主社会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宁、公共秩序、维持公共卫生或风化、或保障他人权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种权利之行使。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负责监督各国执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情况的联合国条约机构——和其他独立的联合国人权专家也详细阐述了这一权利。在2020年7月发布的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1条“和平集会权”的第37号一般性意见的法律指南中，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明确界定了基于国家安全理由限制和平集会权的条件：
如果在面对可信的威胁或武力使用时，国家为了维护其保护国家生存、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能力而有必要采取这种限制，则“国家安全利益”可作为进行限制的依据。[2]这个门槛在“和平”集会中仅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达到。此外，如果国家安全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压制人权，就不能以此作为进一步限制，包括限制和平集会权利的理由。（粗体由中国人权添加）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第37号（2020）一般性意见第42段）
香港当局必须证明其在执行《香港国安法》时遵守了保护和平集会权的具体国际标准。 两个关键问题是：
在同一法律指南中，人权事务委员会还列举了应向带有政治信息，包括政治反对信息的和平集会提供“高度保护”（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却将表达政治反对信息错误地视为犯罪意图）：
鉴于和平集会通常具有表达功能，政治言论作为一种表达形式享有特别保护，因此，带有政治信息的集会应享有更高水平的便利安排和保护。（粗体由中国人权添加）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第37号（2020）一般性意见第25段）
在处理集会的任何表达内容时，应遵循适用于言论自由的规则。因此，不得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限制和平集会，以压制对政府的政治反对表达，对当局的挑战，包括呼吁对政府、宪法、政治制度进行民主变革或追求自决。它们不应被用于禁止侮辱官员或国家机关的荣誉和名誉。（粗体由中国人权添加）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第37号（2020）一般性意见第49段））
香港当局必须证明：
三、这是主张、而不是放弃权利的时间
在联合国、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团体如此强烈地谴责这次大规模逮捕行动之时，我们所有人也应在此刻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大陆当局遵守《香港国安法》中的权利规定，并提供该法所规定的保护。
中国人权呼吁国际社会采取以下行动，支持香港民众维护其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谭竞嫦说：“现在是给当局施加压力的时刻，是一次考验，也是一个让《香港国安法》第4条真正发挥权利保护作用的机会；而对这些权利的保障是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国际义务。”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体、繁体）
[2] 《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各项限制条款和可克减条款的锡拉库扎原则》（（E / CN.4 / 1985/4，附件），第29段）
55名被捕人士名单
涉及组织及策划「35+民主派初选」被捕
涉及参与成为「35+民主派初选」候选人或支持初选被捕
联合国
各国政府
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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