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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新“焚书坑儒”与“胡锡进现象”

2019年12月16日

从烧书到烧人

要来的,终于来了,焚书坑儒再现中国。

中国甘肃省镇原县图书馆日前奉旨焚书,从政治高度彻底审查图书资料。此事标志着秦皇式的焚书坑儒、中国文革式的烧书狂潮以及希特勒1933年5月10日的焚书运动已经在中国开始。

一旦踏入一条歧途,往后的路径常常是顺坡下驴,难于回头。从“国进民退”到党管企业,从“七不讲”堵塞言路,到抵制和攻击宪政与司法独立,从加紧封网,迫害敢言教授,驱赶低端人口的对内镇压,到以一带一路之名的向外扩张,蔑视海牙国际法庭裁决,咄咄逼邻于南海、台海,从废弃任期制,强行终身制,到定习于一尊的高度极权,……中共政治的步伐,一环接一环。实施了这一步,紧接着就不得不实施相应的下一步,……亦步亦趋,政治上呈现出某种强制性逻辑,或依经济学家的说法,是路径依赖。

今天,终于走到了新式焚书坑儒。

今年10月30日,中国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发布通知,部署开展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图书审查清理专项行动,要求非法图书要坚决清理,停止流通,另库保存。根据通知,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图书;戏说党史、国史、军史的图书;存在违反宗教政策的图书等都在必须清理的范围内。

新疆伊犁哈萨克斯坦族自治州多所学校自上周起,强迫学生交出哈萨克斯坦文读物。甘肃省镇原县图书馆的焚书一举,引发了内外舆论的惊骇。深恐此风将开启“焚书新时代”。网民指出“人类历史几千年,‘烧书’没一件是好事。用来藏书的镇原县图书馆带头烧书,还有比这更悲凉的吗”。

知名作家章诒和发文痛斥:“以清查为名,以学校为始,全国范围‘焚书’,事关中国文化命脉,必须由全国人大举手表决通过。请问这是谁批准的?谁签的字?”她还直接向现任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放话:“图书馆也烧书,图书馆归属文化部。文化部发文了吗?雒部长。”

诚如海涅 倍倍尔所言:那仅仅是前戏。人们在哪里烧书,最终将在那里烧人。

事实反复佐证了这点。正如两千多年前的秦帝国,“焚诗书”之后,就是“坑术士”了,始皇帝早已做过了,那也是路径依赖,皇权铁的逻辑。

2232年前发生在秦朝的焚书坑儒事件,84年前在柏林发生的焚书事件,以及53年前在中国发生的焚书运动都遵循了从“烧书”到“烧人”的路径模式,体现了二者之间强固的逻辑关联。

今年8月我去柏林,就在友人陪同下参观了第三帝国焚书的倍倍尔广场(Bebelplatz),它地处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该广场位于菩提树大街这条东西向横贯市中心的主干道南侧,其东侧是柏林州立歌剧院,西侧是洪堡大学法学院的老图书馆,南侧是柏林最古老的天主教教堂,圣黑德维希主教座堂。该广场得名于19世纪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倍倍尔广场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开辟于1741年到1743年,最初称为歌剧院广场(Opernplatz,或Platz am Opernhaus)。从1911年到1947年,此处以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命名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广场(Kaiser-Franz-Josef-Platz)。使倍倍尔广场闻名于世的是1933年5月10日,褐衫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受到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鼓动,在此举行焚书仪式。纳粹烧毁了大约20,000本书籍,其中包括托马斯·曼,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海因里希·海涅、卡尔·马克思……和其他许多人的著作。


倍倍尔广场焚书(1933年5月10日)

广场周围的建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被摧毁,后来得以重建。今天,在倍倍尔广场设计了一个玻璃圆顶,放置了一个空书架,以纪念焚书事件。赌物忆旧,遥想当年广场的火焰,追忆那些被焚毁的文明载体,不胜唏嘘。


倍倍尔广场烧书地址纪念牌(作者摄)

众所周知的是,在倍倍尔广场烧书之后,烧人也就接踵而至了——600万犹太人在焚尸炉里化为缕缕青烟。

中国文革期间的焚书,在其规模及其普遍性上,远超纳粹德国,令人叹为观止。一个经典的镜头是,贵为人大副委员长和毛泽东朋友的郭沫若,也不得不诚惶诚恐声称,“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在如此恐怖气氛下,千万毛氏红卫兵上街横扫“四旧”,捣毁曲阜孔庙,大规模焚书便成为中共扫除“旧文化”的举国时尚。这是中国文明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次浩劫。无数的书籍,无数羸弱无助的读书人,焚化于那场千古劫火之中。

当下,这一黑影正在大规模地、不事声张地进入并笼罩中国。

胡锡进现象

历史上发生的焚书坑儒,其必要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孤绝于世的封闭体系。而要养成并维系该封闭体系,必备愚民喉舌,专职封锁言路,勠力扫荡异端,实施自我辩护。譬如秦朝李斯赵高,纳粹的戈培尔,苏共后期的苏斯洛夫,毛共时期的姚文元,……论者或问,何人堪称当下中共的首席喉舌?

是僵尸模样面目可憎的《人民日报》、《求是》、《央视》,还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过去曾有几位毛左备胎——孔xx、司马x、周xx、张xx……曾欢蹦乱跳过一阵。然近年来举目四顾,尽皆销声匿迹,龟缩入洞,茕茕然仅存一枝独秀了。

此公何许人?环球日报胡锡进是也。当下,胡某人作为中共首席代言人,当之无愧,舍此不作二人想。

何故?

因为胡主编“甘愿为党叼飞盘,” “无论政府把盘子扔多远,他都能叼回来。”

既然有此特异功能,故此公荣膺升级版即2.0版的姚文元,党国状元,当是实至名归,算与时俱进了。

偌大一个政党,每年耗尽百亿巨资(2016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学者沈大伟估计中国每年在外宣上花费100亿美元,远超美国。2014年,美国在公共外交上的花费是6.66亿美元),而今竟然已找不出任何一位像样的叼盘手了。自打盘踞《环球时报》后,风云流转二十多年,胡锡进至今仍是孤家寡人一个,竟然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同行五毛前后呼应,攻守相助。旁观外交部发言男女,仅为鹦鹉,官方文稿的背诵机器而已;上观而更高层的宣传头目,除了衙门深似海的内部讲话外,对外则作神秘高深态,唯恐面对记者与公众。

而胡某人不然,“虽千万人,他往矣”,他竟敢自蹈粪坑,竟敢公开回应舆论与公众,敢于触碰敏感问题,敢于运用墙外的语言来为高墙辩护。概览中共体制之内,一人而已。且这种孤军作战的凄凉场面,莫名其妙地赏赐给了胡总编一种悲壮感。如此耿耿忠心,据说很得中枢赏识。

在党报党刊党台市场萎缩,被吃瓜群众弃之如敝履之际,据说胡编的《环球时报》目前拥有每天160万份以上的发行量,胡某志得意满曰,这证明自己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所以,胡被称为升级版姚文元,自有其超越姚棍之处。其秘诀无非三条:1)在党话与市场之间走钢丝,2)在内宣与外宣之间走钢丝,3)不遗余力鼓吹极端民族主义。

何以至此?大势迥异也。姚时代中国并无市场而赤色意识形态浓烈,姚棍子是原教旨主义的野蛮单向刀,只需死死盯住毛的脸色即可搞定。胡则必须两面下注,除盯住习脸效忠党国外,同时也尽其所能讨好市场讨好瓜民,用柴米油盐的市井语言,不露声色,接通地气,娓娓道来,缓缓洗脑,售党义于瓜众。偶尔打打擦边球,以率性言辞略微越界,从而与正襟危坐的1.0版党八股拉开了距离。

胡有一名言:中国是复杂的。这是他的论辩纲要。他所着眼的,是外交领域,他的策略是,仍然用国际通用的术语,但借“复杂”二字,掏空它的意涵。

是的,中国是绝对复杂,是超级特殊的。有鉴于此,在中国,自由就是奴役,民主就是党主,人权就是国权……,尔等休要把那套早已过时的幼稚宪政民主理论拿来班门弄斧。在更深的复杂层面,当下的中国模式正是一种升级版的民主。

他的典型句式是:虽然,……,但是……。

胡说:“没人喜欢‘防火墙’。但同时必须指出,它在今天的中国有正面作用。……”

对于任何异议论题,你都可以把该典型句式作为公式往上套,从而轻易得出你想要的任何结论—“但是”后面的私货。当然,这种用“中国复杂”来颠覆基本常识,蒙蔽明显事实,能愚弄的,大抵是智商70以下的人。它侮辱人们的基本判断力与直觉,但不能说没有一点效用。

当下,美中贸易战,如狂飙骤起,愈演愈烈。 号称要“以牙还牙”的习近平政权,连连遭遇滑铁卢:从贸易战而科技战而金融战,由地缘政治而意识形态而军事较量,大批外国企业逃离中国,美中关系日益恶化,正滑向全方位的“新冷战”。特别是香港的浩大抗争,震撼全球,《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生效,泛民派区议会选举的压倒性大胜,成了习政权的最大梦魇,已扩展为摇撼中共政权的惊天巨澜。

在这种翻天覆地的滔滔大势下,北京日益势微,只有躲在防火长城的遮蔽下,内外有别地创造自己的独家“舆论”:

一方面,中共对内严控乃至封锁互联网,残酷迫害与逮捕异议人士与维权律师,用超大集中营关押维吾尔族民众,大肆诋毁普世价值;污指西方害怕竞争,污指港人目标为港独,污指青年为暴徒而暴警守法,制造、扩大并加深港人与大陆人的歧见与矛盾,以稳住阵脚。

另一方面,对外则厚颜宣称自己遵守二战结束以来确立的国际基本秩序,宣称自己对世界开放,并要扩大对世界的开放,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云云。习近平最近致电欧盟理事会主席说,中国欧盟欧都主张多边主义、自由贸易,都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都主张各国要按规则行事。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说辞,表明中南海情急之中,已经乱了章法。

破解中共的最后挣扎抵抗,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港人、维族人……拥有一剑封喉的武器,就是突破北京的防火墙,还中国国民以70年来未曾获得过的宪法权利。这是重中之重,是中共问题的根本要害所在,是国际社会并未完全充分重视的关键。(据说中美贸易谈判时华盛顿曾向北京加过这一道菜,然剧情如何,外界不得而知。)

防火墙和言论封锁乃是焚书坑儒王国的生命线。防火墙一倒,党的盘子被扔得如此遥远,以致胡主编无论如何灵敏也无法叼它回来了。

于是,“三个自信”变成了历史上最大的笑料。

北京最恐惧的最大敌人,其实并非美国,并非港人,并非台湾,而是被他们踩在脚底的中国人。这是中南海的心腹之患。

正如中国网民击掌而歌的:你们怕什么? 1,你们手握百万大兵。 2,你们把持舆论媒体。 你们拥有千亿家产。 4,你们掌握宇宙真理。 5,你们自古战无不胜。 6,你们从来光荣伟大。 7,你们号称一心为民。 8,你们吹嘘强势崛起。 9,你们高喊无数自信。10,你们叫嚣宇宙无敌。

 我不过说句话,你们就删, 你们到底怕什么?

他们怕的,就是中国国民拥有最基本的法定权利,其最核心者,是言论自由的权利。

为了摆脱合法性焦虑与外交孤立,中共多次宣称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遵守二战之后确立的基本秩序。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正是其中最主要的结果之一。

前不久,北京企图通过臆造的概念—网络主权,来抽空国人的基本权利。

今天是国际人权日,让我们重温一遍中共亦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同时,中共政权也签署了联合国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的第十九条第二款载明:“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中共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非常清楚地表明,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有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的权利,而且不受国界、国籍、地域和媒介的限制。所以,中共政权没有封锁网络信息的权利。

有鉴于此,中共所称的所谓“网络主权”,是根本不存在的。

所谓“网络主权”,其实就是管制和封锁国民的网上信息流通,让他们无法知晓本国之外的信息。如中共享其网络防火墙把西方几乎所有的重要媒体和声音都阻挡在外,这是公然的明确的违反联合国宪章,违反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违反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家行为。按照《世界人权宣言》,任何政府都没有“堵住国人耳朵、蒙住国人眼睛,捂住国人的嘴巴”的所谓“主权”。

就市场准入的权利而言,中共阻止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风行各国的媒体和 IT企业如Facebook, Google, Twitter, Telegraph…… 进入中国市场,而自己的类似企业却在各国通行无阻,也是一个不公平且违背它进入WTO的承诺的政策。

是摧毁防火长城的时候了。在当下的历史格局下,摧毁中共的防火墙,既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无论是道义上,法律上,还是技术上。这是解体“烧书—烧人”体制的最迅捷也是最彻底的途径。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都是处在30年前的柏林墙两侧的东、西柏林人。

 

——转自《光》传媒(2019-12-13)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6期,2019年12月6日—2019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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