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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十個訴求 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致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張曉明先生: 自香港回歸祖國後,香港政府的政策愈來愈遠離市民的需要,造成了社會上廣泛的深層次矛盾,使香港的競爭力大為削弱。香港現時的 政制已成為了香港長遠發展的絆腳石,亦是分化社會、妨礙和諧的禍根。 我們深信中央政府乃為人民服務及謀福祉的政府,一群真心愛國愛港的香港金融界人士對中國及香港的將來依然充滿信心,希望香港在 未來繼續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位置。我們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有以下的十點訴求: ①履行《中英聯合聲明》承諾,支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停止干預香港行政事務。...
2009年5、6月間,香港二十歲左右的學生、藝術家舉辦了名為“80後六四文化祭”活動。這是一項紀念198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向“六四”鎮壓受害者致哀的文化活動。活動由年輕人自己組織和參加,主要通過網絡進行傳播。 1 組織者這樣寫道:“在我們眼中,‘六四’不只是一件等待平反的歷史事件,它更是一種可以傳給下一代的態度。 ”在10點宣言中,他們誓言要“擁抱歷史,把已故的美好價值承接到未來”,“保持發聲,坦率宣說一切不公義”。 2 所有的活動組織者都是在那場悲劇發生後出生的;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在學校讀到的都是對“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輕描淡寫的課文。但現在,...
《 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 》 陸恭蕙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0年7月(HC),2011年2月(PB) 精裝與簡裝:372頁 當在香港長大的陸恭蕙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她對中國共產黨在當時英國殖民地所扮演的神秘角色就很著迷。但是,數十年後的今天——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也已將近15年了,中共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所作所為仍隱匿在秘密之中。陸恭惠稱她的《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一書是一部中共在香港濃縮了的歷史。她在書中指出,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狀態是許多領域裡存在問題的根源,它滲透社會經濟的各方面,但卻永遠無須真正對香港的任何人負責。 陸女士是前香港立法會議員,...
2011年4月10日清晨,聚集到香港西區警署前的人們打破了這裡的寂靜。一群藝術家展開大幅綠、白兩色中英文橫幅。當更多的人到達時,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一名成員開始派發印有「釋放艾未未」的橙色絲帶。一位教授開始分送由同情艾未未的藝術家設計的黑白體恤衫。體恤衫前面印著中文字「艾」、「未」或「來」,背後是英文的「釋放艾未未」。 一星期前,大陸敢於批評政府的藝術家艾未未在北京機場被拘留一事觸發了抗議示威。中國當局在沒有作任何正式指控的情況下,將艾未未拘留了80天。 香港的抗議活動從那天清晨開始,隨後每星期天繼續進行直到六月,這表達了香港人的憤怒和他們對香港的自由和法治狀況的關切。...
旅客訪港數——2000至2010年 2010年大陸旅客過夜訪港目的
譚競嫦 :我想先從最初是怎麼想到要在維多利亞公園組織燭光晚會這個問題開始採訪。最開始這一活動是怎麼組織的?誰召集的?目的是什麼? 李卓人 :我們必須從頭談起。1989年,民主運動剛開始時,香港人僅僅被看作是經濟動物。但學生進駐天安門廣場後,香港學生反應強烈。1989年5月,我們有100萬人在香港遊行,僅僅一個晚上就捐了兩千萬港幣(257萬美金)。你可以想像香港對中國的支持。然後,「六四」屠殺使我們認為民主中國最終會到來的希望破滅……大屠殺——坦克進城、機槍掃射、血流滿地——確實使香港人心碎。人們對未來感到絕望,同時對這個政權的所作所為極其憤怒。...
從1997年以來,大約有21萬7千大陸人移民香港。有時候他們被叫做「新移民」,以區別英國統治香港時期的大陸移民。目前,特區政府每天批准150名大陸人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在新移民中有許多是香港永久居民在大陸所生子女或嫁給香港人的大陸婦女。 廖珮珊是香港的人權和婦女問題工作者,在一次交談中,三位大陸女移民向她講述了她們的經歷:為什麼要來香港,在香港的移民生活,對在中國生活的看法,以及對自己在香港的未來的展望。 美,30歲左右,曾在廣東做幼稚園老師,嫁給香港人,2009年移居香港,希望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蓮,也是30歲左右、嫁給香港人,2007年從廣東移民到香港,移民前在廣東的一家花店工作;花,...
鮑朴(新世紀出版社) :關於記錄的保存,在大陸有一個對比鮮明的例子。我們在做一本關於毛澤東的大饑荒的書,一位香港學者去了大陸幾十個中央和省級的檔案館,在最貧窮的一些地區,他有本事找到小心翼翼保存下來的1960年的有關記錄。在甘肅,有一套設法保存下來的用數碼恢復的1960年的吃人記錄:誰吃了誰,怎麼吃的以及什麼時候吃的。我們的書裡有那個名冊。因此,在大陸不同的是,至少在過去一切都是相當精心保存的,我不知道現在怎樣,因為情況在變化中。他們只是要把它們保密而已,就是這樣。雖然沒有人可以獲取這些記錄,但它們是在那兒的。但現在,人們卻是通過手機打電話,以便不要留下任何的書面記錄。所以我想,...
我想說的主要有兩點,這是根據我自己在管理一個環境政策智庫和我在與大陸的決策者和政府官員——既有在北京中央當局的,也有地方當局的——一起工作中所學到的經驗來說的。
也許大家都讀過在危地馬拉發生的這個故事。在1996年結束的長達36年的內戰中,成千上萬危地馬拉人被國家秘密警察處決或失蹤。多年來,人權工作者一直試圖將那些應對暴行負責的人繩之以法,但他們沒有做到,因為沒有具體證據。2005年,在一家廢棄的工廠裡偶然發現了大量可以證明這些罪行的警方記錄和檔案。這家工廠過去實際上一直是秘密警察的彈藥庫。由於這一發現,後來才能對一些人實施逮捕,把一些兇手帶上法庭——其中一些人實際上已經被關進監獄。 這就是檔案的力量。如果沒有檔案,許多人權工作就無法開展。 我們所說的檔案,指的是由某機構或個人建立起來的、作為公務行為結果的那些記錄。重要的是,以此建立起來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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