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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

我们去李显远家前,给住在武汉汉阳区的伤残者孔维真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们是从北京来的难属,请他到李显远家来一趟,我们有事情要找他。在我们到了一个小时后听见敲门声,他到了。 他身高有一米九几,手里拄着一根拐杖,虽然他的个子很高,有点顶天立地的感觉,但从他脸上的表情却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一个很纯朴、很实在的人。 见到他,齐国香赶紧搬来凳子让他坐,她和李显远对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她对我们说,孔维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每年春节时,他都会来看望他们两家——其实,他的腿不好,根本不能走长路。 孔维真受伤后可以用九死一生来形容,几年内做了十三次手术,腿虽然保住了没有截肢,但是再也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了...
下午,从孔维真家回来,我和郭丽英还没有走到武汉化工学院门口,就看见齐国香迎面走过来,她是来接我们的。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为人诚恳,善于帮助别人,和她接触会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走进学院门口,不到三十米就是一个高台阶。沿着台阶上去,映入眼前的是一座教学楼,楼的右侧是一条东西方向的水泥马路,路的两边都是树。马路的左侧应该是学校的教学区域,由于被树木和楼挡着,里面的面貌难以窥见;马路的右侧是一片地势比较低的区域,沿着这条马路往纵深走,走到右侧有台阶的地方,沿着台阶下去是学校的图书馆,再往东走就是教职员工的住宅区了。 刘洪涛,男,遇难年龄18岁,北京理工大学光学工程系88级(40882班)本科生。...
我和郭丽英从仙桃市采访难属回到武汉后,接着要从武汉坐大巴去湖北咸宁市通山县看望住在那里的难属金亚喜,她的儿子程仁兴遇难于六四大屠杀中。 程仁兴,男,遇难年龄25岁,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87级双学位毕业生。1989年6月4日凌晨于天安门广场国旗旗杆下腹部中弹,送北京人民医院,因未能及时抢救,流血过多死亡。这是我们所知第一位死于天安门广场的死难者。 对于他的母亲金亚喜女士,我们手里只有一张她与子女站在一起的照片;照片年代已久,模糊不清。我们历年都是通过她的长子程先任联系;她的长子几年前因患癌症去世后,其妻子夏细亚和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和郭丽英去看望外地难属的最后一站,是在江西省金溪县的熊志明父母家。熊志明父亲熊辉、母亲张彩凤,他们两人前年曾来北京看望过北京的难友。 熊志明,男,遇难年龄20岁,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本科生。据有关人士讲,1989年6月3日晚,熊志明与同班女同学躲进胡同口,女同学先遭枪杀,熊上前救助女同学也遭枪杀;先遭枪杀的女同学不知去向,熊志明的尸体是由同学辨认他身上穿的衣服,才由学校领回的。 离开北京前,我曾先和熊辉的小儿子联系,他在杭州工作,是一名数学老师。我让他向他父母亲打个招呼,我们在近期会去看望他们。 我们由湖北通山直接坐大巴到南昌,第二天再由南昌坐大巴去金溪。到南昌的当晚,便接到熊辉小儿子的电话...
在我们的遇难者名单里,还有一名遇难者的家是在湖北仙桃市,他的名字叫戴金平。 戴金平,男,遇难年龄27岁,1986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园林系硕士研究生,1989年6月3日晚11点左右,遇难于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附近。亲属于1989年6月10日左右在友谊医院太平间见到戴金平的遗体;校方给了2000元安葬费。 临离开北京时,我们在难属名册里看到戴金平家中情况简述,知道他是家中的长子;他死后不到半年,弟弟得了精神分裂症;父亲戴丛德在给别人打工时被歹徒打死;母亲朱镜蓉因大儿子的死原本已经痛不欲生,随后家中接二连三的不幸打击更是雪上加霜,使得她一身的病,挣扎在贫苦线上。因此,...
我和郭丽英从郑州继续坐高铁到湖北武汉,看望住在武汉的二位难属和一位伤残者,酒店的地点位于难属李显远家和刘仁安、齐国香夫妇家不远,他们两家相隔只有一站。 第二天一大早,李显远和齐国香就到酒店找我们来了,两人见到我们倍感亲切地和我们交谈,经商议,决定上午我们和齐国香一起去李显远家,下午去齐国香家。 李显远的儿子李德志,遇难年龄25岁,北京邮电学院应用物理系88级硕士研究生,1989年6月4日凌晨在复兴门遇难,尸体从复兴医院领回。 李显远是湖北省邮电学校的老师,他的身体非常羸弱,瘦削的脸庞挂着病容,神情肃穆略带一些忧郁。我们见到他时,我内心里涌出一种心酸的感觉。在路上他告诉我们,...
中国人权 获悉: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当局阻止“ 天安门母亲 ”群体的重要成员 丁子霖 与她的丈夫 蒋培坤 在“六四”纪念日前返回北京。 消息来源说,家在北京的丁子霖、蒋培坤夫妇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一直住在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老家,他们原准备于5月7日返回北京,但5月4日北京国家安全局人员通知他们:6月4日前不得回北京,6月5日方可随国安人员一同返回。 1989年6月3日夜晚,丁子霖、蒋培坤夫妇当时正上高中的儿子 蒋捷连 在当局镇压中中弹身亡。多年来,每到“六四”之际,他们夫妇都会在家里或在儿子遇难的木樨地举行悼念仪式;这是他们25年来第一次无法在北京悼念儿子。 近来,...
一、中国当局不让斯诺夫人看望丁子霖 3月31日,我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得知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的遗孀路易丝·惠勒·斯诺夫人将於4月1日上午11点赴中国人民大学看望“六·四”死难者母亲丁子霖教授。听完广播我很兴奋。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位美国记者叫埃德加·斯诺,他们夫妇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当年象我这样的人几乎都读过,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对这对美国夫妇一直怀有特殊的感情。而丁子霖嘛,她是我近年来结识的朋友,而且是与我有着同样命运的一位朋友,我们两家的孩子都是在“六四”惨案中被政府的军队无辜杀害的。这次斯诺夫人来北京看望丁子霖教授,...
这些年来,每逢农历清明或“六四”周年,我的脑海里总是萦绕着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我的小学同学、青年钢琴家顾圣婴,一个是我中学和大学时代的校友林昭,第三个就是我的儿子蒋捷连。 他(她)们不是同代人,却死于同一个时代——廿世纪后半叶。顾圣婴是在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初,因不堪受辱而自杀身亡的;林昭一九六八年被中共当局枪杀于上海龙华机场;而我的儿子蒋捷连则被害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惨案。 “文革”结束,顾圣婴和林昭先后由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平反昭雪”,而导致她们从这个地球上消失的那些人,却似乎并没有受到过任何追究;至于我的儿子蒋捷连,虽然离开这个世界也已有十二个年头,但至今沉冤未了,...
我和吴丽虹看望了肖宗友夫妇后,决定在第二天上午,去看望住在成都郊区新津县五津镇上的吴国锋的父母吴定富夫妇。 吴国锋,男,系中国人民大学86级工业经济系学生,1989年6月3日夜,携照相机骑自行车离校,遇难时后脑中弹,倒地后,又被刺刀捅入腹部,有2寸长的刀口,双手手心留有明显刀痕。当时由一位老人送邮电医院,吴向老人说完他所在的学校就死了。 从成都市区开车到新津县路程的确不算太近,自己开车去到新津五津镇还开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吴定富家,这是吴家90年代末原住房拆迁后,重新购置的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家中陈设简约,但被女主人收拾得非常干净 。 一进门,见墙上挂着他们的儿子吴国锋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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