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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676 — 750 (5029)
1989年那场民主运动轰轰烈烈的场面和血腥屠杀的场面,是中老年以上的那几代人难以忘却的记忆。和平演变,当然是我们的最高理想。但是没有暴力斗争的严重后果作对照,人家凭什么让你把他们的特权演变掉呢?没有以命相搏的决心,流氓暴徒们会向人民让步吗?和平演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没有不付出代价的和平演变。
当局极度怕六四躲六四的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因为“事已做绝”,且做得很无耻,故而心亏得慌,“何以对天下”(李锐语)。干坏事的人心亏得慌,决定了无论他们多么处心积虑地掩盖真相、抹去记忆,把六四弄得似乎从未发生过一样,正义的历史法庭也必将会呜锣升堂,标志历史转捩点的历史大审判也必将会到来,虽然现在还未到来。
开枪——杀人/杀人——开枪/和平请愿与手无寸铁/拄拐的白发与扯着衣襟的小手/决不能说服刽子手/枪筒打红了/双手染红了/眼睛烧红了/一粒子弹/一股浑浊的宣泄/一次犯罪/一种英雄的壮举
大屠杀将中国拨上自毁之道,政治上一路走到又一个“王朝末日”,山河污臭、社会腐败,虽然于无声处发聩之言不绝,而民众“岁静”不醒,中华民族不是“向何处去”,而是毫无出路。有人说,不会再有下一个“三十周年”了,所以不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尊严,都在临终时刻。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六四已经成为尘封的记忆。而“天安门母亲”却从来没有停止抗争。她们要求中国政府平反六四,但是她们的声音如此微弱,多年来,他们的遗孀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独自把孩子养大。希望“能为三十年前在北京殉难的那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点上一枝蜡烛,也为他们的亲人送去一份慰藉。”
江林当时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中校,她目睹了那场大屠杀,还看到了众将领如何徒劳地劝说中国领导人不要用军队镇压亲民主抗议者。那之后,当局把抗议者关进监狱,抹去杀戮的记忆,她虽只字不提,却一直受着良心的谴责。
参与六四烛光集会人士眼泛泪光(美国之音汤惠芸拍摄) “六四”30年来第一本记录“六四抗暴者”群体的新书《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出版。该书的编者是旅居澳洲的民运人士孙立勇,由美国劳改基金会赞助,明镜出版社出版。 “六四抗暴者”指被当局冠以“六四暴徒”的群体。他们在89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后,以及“六四”镇压前后,拦截车辆、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用堵塞交通等各种形式对当局的镇压进行抗议的人,多为普通市民。 该书作者孙立勇表示,“六四抗暴者”是1989年民运和六四镇压中结局最悲惨的群体,他们被判的刑期最重,关押出狱后遭遇最惨,最不受国际社会关注。 他举例当年19岁的赵庆,...
之前中共不是邓小平一个人说话算数的。在“六四”以后确实是邓小平说了算,标志是陈云的一句话:我们这个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头子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一开枪,共产党在老百姓心中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为了保全这个党,陈云承认邓小平这个头子。
民间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无疑是六四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全副武装的军队和坦克镇压了手无寸铁的民众之时,醒目的人权大灾难刺痛了人类正义的目光,也唤醒了国内外的良知。一旦统治者动用暴力,其权威便随之丧失。六四大屠杀导致中共统治的道义合法性基本丧失。
中共绑架中国,精英整体投降,西方输诚利益。香港女子蔡淑芳的努力,或许只是杯水车薪。但“六四”把她淬砺成一个“革命者”——她已经忘我,她不再是一个私人的蔡淑芳。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六四”的活碑。
“六四”过去多年了,我作为“六四”事件的见证人之一,当时的情景现在想起来仍然是历历在目,惊心动魄。许多人和我一样,从小从教科书上学到的是只有国民党和日本军队会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人民解放军绝不会向人民开枪,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天真的想法将使他们付出血的代价。
通过六四屠城,通过对党政军内民主改革派的清洗,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进程,看来变得遥遥无期了!邓小平用枪和坦克扼杀了这场要民主要自由、反特权反腐败的全民抗争,事实上是为隐蔽的和公开的贪腐滥权打开了闸门。
中国公民社会一直处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控制下,民间的抗争也会比以前更加艰难。中国的抗争者面临极大困难,所以他们尤其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跟支持,否则的话,中国政治专制只会越来越强,中国也会越来越变成对全球自由民主的威胁。
从中共历史来看,他们是从来不相信双赢结局的。他们的目的是消灭对手,当他们没有这个实力的时候,他们会利用谈判作为手段,尽量避免对自己不利的结局立即出现。当他们认为暂时的让步有利于稳住阵脚,或许会作出一些让步,但一旦缓过气来,一定会撕毁协议,并且通过加倍的反扑压制对手。
作为诗人的刘霞比作为诗人的刘晓波更优秀。刘霞写过很多首送给刘晓波的诗,第一首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给晓波》,最后一段是:“也可能此时正有神话诞生/然而阳光太刺眼/使我无法看到它。”那时,刘霞是广场上一名普通的参与者,她远远眺望在广场中心的刘晓波,却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就此紧紧相连。
六四血腥镇压已经过去30年,许多往事已经淡忘了,但6月4日当天亲历的两个杀人场面却一直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现在把它写出来,以纪念六四国殇日——中国现代史上那个令人心悸的日子。
这几日是“49年以后仅有的、短暂的新闻自由的盛大节日”,与之前新闻界发起对话有直接关系。他说,“政治领导人做了姿态,各个媒体从业人员也通过这个信号抓到机会,加以充分利用。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突破。”
记者是担当报导真相、传承历史的角色,对于亲历的六四的真相,更责无旁贷。梁慧珉在协和医院看到推着一叠叠的尸体,其中一位年青学生,颈上穿了一个大洞,仍然紧握拳头,双眼睁着,彷佛在诉说他死不甘心,那影像深刻烙印在梁慧珉脑里,三十年仍然不能释怀。
不要因为多数人跪着,就要弯下自己的膝盖;不要因为同情有危险,就要走向违背良知的方向;不要让利益遮盖我们的眼睛,不要因为无法改变而同流合污。如果不能山呼海啸,那我们就只需等待。总有那么一天,貌似强大的会倒下,貌似永恒的会湮灭。你看历史饶过谁。
六四,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公共事件,事关无辜者的冤魂和正义的伸张、民族的历史真相和未来前途,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不可能永远沉默下去,必须对此有一个公开交代,交代来得越早越好。
今天下午看到的临沂监狱录制的视频中,全璋容颜苍老、神情呆滞、反应迟钝。他说话的时候,眼神飘忽,上一句话说完,下一句话要想上半天才磕磕巴巴说出来。这让我想起了当年被释放回家的李和平、李春富两位律师!我的心在滴血,我的心在嘶吼!
习近平的出尔反尔激怒了川普和美国,大忽悠的棋局就此打住。北京立刻显出了色厉内荏的本色。对川普来说,对中共的全面强硬政策得到几乎全民和两党的支持。小习继续他有尊严的谈判,让中国经济继续崩溃下去。那就只能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官逼官反,官也不得不反了。
读曹旭云先生自传体《爱尔镇书生》,见证一个学人为真理上下求索,重现上世纪80年代惊涛骇浪,让人唏嘘,感人泪流。人生分三大段:体制抗争,八九参与,商海搏击。贯穿其中主线是追求自由,所作抉择彰显风骨与操守。
三十年后回头来看,后果的严重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本来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现在真看不到和平转型的希望了,而非和平转型付出的代价将会非常大。习现在表面上权力无边,他兼了所有领导小组的组长,实际上说明他已经是孤家寡人。所有的人都作壁上观,看着他耍单。
习近平以惯于说漂亮话著称,不点名地批评他国。现实中的“党专政文明”与“民间文明”发生了冲突对抗,结果以“党专政文明”将“民间文明”扼杀在血泊之中而告结束。习近平还是先努力做好中国自身的“文明”对话为好,不要把自己的国家弄成鸦雀无声的一片死寂之地。
浏览 中国人权“六四”三十周年专题网站 。 三十年前,1989年6月3日至4日,中国政府对在北京发生的大规模和平示威抗议活动实施了武力镇压。这场由学生发起、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要求民主和改革、呼吁反腐败的抗议活动获得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响应,教师、知识分子、记者、工人和其他平民等积极加入到这场持续50天的抗议活动中,全国各地许多城市也先后举行了各类抗议活动。 在6月3日夜晚及随后几天里,在中国最高当局的指令下,戒严部队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用冲锋枪和手枪开火,用坦克碾压,用刺刀刺杀,无数百姓被残忍地杀害。在“六四”镇压中,中国政府下令所谓的“人民解放军”在和平时期杀害自己的人民,...
中国和美国在贸易协议的执行机制上「基本达成一致」。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得到他们最想要的东西了。就这点而言,中国没有输,输的是美国。至于美国鹰派代表和中国自由派所期望的改变中国的经济运作方式,知情人说,「那将永远不会发生」。
美中两国贸易战会打多久,关键因素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习近平在最高权位上能撑多久。习近平不仅把自己的生死押上,也把党国的生死押上,这不仅对美中贸易关系,而且对整个美中关系乃至到它所影响到的全球格局,都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六四不是过去的噩梦,而是一系列现实的存在:一个大“天安门事件”和其后千千万万个“小天安门事件”的总和。中国人民的集体维权行动,几乎没有不遭国家暴力镇压的。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信仰权、言论权、集会结社权和游行示威权都被党国没收了。
中美双方均认可谈判破而不裂,虽难还要继续。协议难成,纵成也只是一个战役的进退,打打谈谈,边打边谈可能成为常态。持续地观察、冷静地分析,中国反对派做好自己的事情。
支持“六·四”学生民主运动中的普通市民、工人、职员、农民、甚至还有像我这样的民警,他们并不是“暴徒”,相反是名副其实的抗暴者。这是一份记忆,是一份良知,是一份对正义的追求,也是一份对残暴中共政权的客观记录。真理是需要不断重申的: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帮助他们就是在救赎自己。
抗暴者们群体性的自卫行动主要发生在整个六·四运动从戒严到屠杀过程中,集中在北京地区。北京市民的六·四抗暴壮举第一次以法律档案的形式得以历历在目的记载。正是这些普通人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沉默的绝大多数。如果他们被发动起来普遍地参与反共的民主运动,那中共的末日就真的来临了。
中国政府正在为如何度过今年的几个时间节,他们似乎真的在担心其中的任何一个日子都可能成为共产党政权的忌日,最近采取的歇斯底里的行动充分表明了他们内心的恐惧,他们已经恐惧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谭松一直在权力高压下坚持揭露历史真相的调查写作,克服重重困难,为此付出失去工作、甚至坐牢的沉重代价,但他始终没有后悔和退缩过,显示出一个良心作家的情操,其成果已获得广泛的认可。
人类的全部经济史表明,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在效率上优于政府高度管控的统制经济,民主虽然不能当饭吃,但可以促进人们挣饭吃,而且可以有效地补足人们权利的缺失。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虽然不能当饭吃,但可以防止人们大量地饿死。
在人类历史上,许多先知都是死于误解,死于孤独。但哈耶克却有幸在其有生之年,亲眼见到了自己主张的辉煌胜利。“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恰恰是犯了哈氏所指山的滥用理性和知识的狂妄症,竟会赞同专制,蔑视个人自由。我们提倡认真读一读哈耶克的著作,尤其是他的政治哲学著作,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王朝循环有四大根源:第一,国家政治制度中始终保留着最高权力不可分割和不可转让的因素;第二是军队隶属于个人;第三是政治权力是取得财富的工具;第四是长期的专制统治,使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观念难于萌发和成长。
长期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民主与科学已成为五四精神的代名词,但是深入历史细节和后世学者的研究,不难发现,五四的精神内涵是“个人主义”。与其说五四倡导民主,实不如说,五四倡导“自由”——“个人自由”意义上的“自由”——更准确。
刘飞跃煽颠案是一场典型的文字狱以言治罪的政治迫害事件。这场政治迫害从一开始就违背我国现行宪法、法律。人权与人道是超越于一切政治与政权之上的,任何一个现代文明的政权都须符合其人道使命,其合法性在于它尊重保障人权、谨守人道底线,维护人道尊严。审判者应当知晓,谁也逃不过历史的审判!
特朗普与习近平走向摊牌,当然意味着美中对抗可能全面升级,从而进一步增加全球大动荡的风险,同时,也意味着习近平在国内政治中可能更加不利,甚至有可能提前结束习近平时代。这或许是特朗普敢与习摊牌的计算之一。
儿子已经长大了,他听到我和全秀姐的电话,高兴地从沙发上跳起来,他说:“见到爸爸我可能会害羞,因为我好久好久没见到爸爸了!”儿子还说:“我要带上佳美姐姐(和平的女儿)去见爸爸,我也有爸爸了,不用管和平爸爸叫爸爸了。”
唐荆陵是一名坚定的人权捍卫者,又是一名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从他发起的无数次公民不合作的行动中,我们看到了一名自由战士坐言起行的领导力与号召力。为着这样的理想,他被囚禁五年,母亲在他入狱期间病故,而妻子则被迫去国别家流亡海外。
维权运动的政治化或非政治化,一直是中国维权运动产生之后内部非常有争论的话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条件下,政治跟法律它根本是纠缠不清的。很多同事朋友在坐牢,但我来到自由的土地上没有受到这些迫害,比较愧疚,同时也有一种失去战场的感觉。对于维权人士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另一中国特色是:在涉及中国的对外关系时,中共官方在处理中美冲突时,对外务实低调,力求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而对内则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通过全力妖魔化美国来煽动民间的反美情绪。被煽动起来的爱国愤青们的弱智中透着精明,已经到了成精的化境了。
人们早就知道中共鼓吹所谓"爱国",是要求"爱党",但是,中共这位总书记,如此坦率地将"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联在一起,毕竟难得。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新时代",要求"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看上去,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相信百年前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都不会想到的是,当中国终于强大的时候,人民却更不自由了。当时中国的文化和知识精英有一种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实际进步很不协调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就是把中国引上了一条代价极为高昂的激进之路。
中国大陆年年都纪念“五四”,几乎成了一种仪式化的活动,今年难免又要大办。选择这个日子清场,在纪念牌前大办“成人礼”,堪与祭孔大典一比。高举“五四旗帜”而阉割“五四精神”,实为当今一大怪象。
百年回首,中国现代化之路特别艰辛。不过,市场经济已不可逆转,中国人的眼睛已经睁开;虽不会一帆风顺,经过长期反复缠斗,现代人类的共同价值终有一天会成长为中国社会正常运作的规则。请牢牢记住:“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
“五四”精神在现代中国是一股实实在在的历史潜力。只要政治压力稍松动,便会卷土重来。“六四”之后,“五四”精神已被彻底地镇压了下去。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等普世价值都被视为是“西方的一套”,如果“搬到”中国来,便“非乱不可”。
以《炎黄春秋》为旗帜的中共党内民主派,被认为是“两头真”的群体,李锐先生亦为其中翘楚。我宁可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现象,不希望它变成一种社会现象,因为毕竟中间有一段失真了。不幸的是,当下体制内外“两面人”比比皆是,“双重人格”已成社会常态。
讲耀邦精神,就是改正毛泽东所做的事情,耀邦所想的改革就是改掉毛泽东。现在实行的体制实际是毛泽东的体制。东南西北中,工农商学兵,党领导一切。这个体制到现在更加完备了,更加严厉了,现在是需要维护、巩固、深化。
无论成败,郭台铭参选体现了中国台海两岸反民主、反自由的华人精英对世界大势的理解,也体现了他们对坚持和扩张中国创造的新奴役制度的执著和野心。郭参选台湾总统,将试水新奴役制度扩张的能力,也将考验台湾人捍卫自由的意志。
自从习近平成为中共团伙大佬后“学习”一词便有了特殊含义,成为为习造势吹嘘溜须拍马的专用术语,随着习近平专制独裁发展的个人崇拜的需要,越来越带有胁迫强制和运用行政和党权为习造势趋向。
三子作为占中发起人,每次提及占中,总是强调“爱与和平”的原则,而这亦是所有占中参与者所坚守的宗旨。所以说,纵然占中构成了他人不便,却没有造成过度破坏,故绝对是合乎比例的抗争行为。无论判刑如何,笔者每晚都会点起烛光为九子祷告,直至他们最後一人也出狱为止。
单靠实施普通法,无法保障香港的法治得以维持,那出路在哪里呢?邓桢法官在演词中给予了他的答案:出路不在制度内,而在制度外——法官的角色重要但不是最关键,社会的力量才是。永远不要放弃或低估自己的力量。
习近平认为最新的技术手段已经令他有把握完全控制住局面。通过“学习强国”软件全面操控基层的思想和舆论空间,习正式开启了中国的“冷文革”时代。不过,信息开放环境下的“冷文革”,能催化更多人独立思考和学习,有助于激发中国人最缺乏的政治想象力。
维权运动的发展有四个趋势:一个就是组织化,一个是街头化,一个是政治化,还有一个是国际化。通过互联网,通过自由知识份子和维权人士,再加上整个中国社会的,受到这样一个体制侵害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维权运动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那这个恰恰让中共觉得害怕。
今天中国局势已经回到毛泽东的狂热及其文革重演的闹剧。而这种闹剧正是中国深陷在转型陷阱中的侧影。中国四十年来的改革都是民生层面的改革,而仅仅停留于民生改革,若无民权的保障,一切都是虚幻,改革成果必然得而复失。所以,中国现在急需进入旨在落实民权的改革时代。
记忆是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不论是对个体还是对民族,记忆就是历史,记忆就是生命。是否具有健全的记忆,是衡量个人和群体精神状况和精神素质的一个标尺。记忆的保存、记录、复制与传播,是揭露谎言、避免悲剧的必要条件。
胡耀邦的最主要功绩在于:一解放了人,二解放了思想。在冤案错案的平反中,300万屈辱得以解放,而在思想桎梏上的打破,胡耀邦同样一锤定音。中国的改革开放,胡耀邦功不可没。中国不该忘记他!
阿Q子孙的伟大复兴梦,不过是秦始皇吞并梦的翻版,德日纳粹后发优势争霸世界梦的再现。什么时代了?怎么总是从专制王国生发出腐恶得发霉生嗅的老梦,做点真正现代民族复兴梦,才是出路!阿Q们从土谷祠睡进中南海的复兴梦,那些腐朽、荒唐的设想不改,绝对是噩梦!
以“六四”镇压为标志,党专政以政变为自己开辟道路,强硬地扭转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它仍然对市场经济显示出开放姿态,实则,它倾注心血于所谓“治理现代化”,而所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所当然被人们称之为“党国社会主义”。
一个林昭,一个顾准,这两个人物的存在,使与他们同时代的许多有头有脸的知识名流,黯然失色。人们当然可以说,这两个人物太伟大了。但人们也可以说,作为这两个人物的参照族群,实在太卑微了。未来的中国人,蓦然回首这段历史,也许会说,那个时代,总算有林昭和顾准。
在法官宣读刑期时,各被告均表现冷静。朱耀明和其余被告拥抱作别,期间泣不成声。陈健民则向旁听席高举手臂。而黄浩铭被带走前在犯人栏内高呼:“法官阁下,感谢判刑,我们争取民主普选的决心是不变的。”
占中精神也就是在社会不断地去燃点人们心里的灯,让他们反思在香港此时此刻,面对社会的不公不义,是否应多走一步,为香港的未来付上一点个人代价。燃灯的工作是一生的,更可用创意的方法,通过不同媒体,把爱与和平的火种在人心内点燃起来。
宣判到现在81天了,我们多次到天津法院,竟然查不到王全璋的上诉案件!王全璋是“拒不认罪”的,不认罪就一定不服判决,就一定会上诉!王全璋如果没有上诉,说明他没有能力上诉了,他还活着吗?
中国社会的走向,最终必将实现民主,民主宪政必胜。最好的方式还是让民众觉醒,只有群众的觉醒才能实现民主转型。只要民众有了公民意识,民众有了觉悟,中共极权专政就不可能长久。
无论是草根阶层还是精英阶层,把希望寄托于美国而不是自身,自己怯于抗争却希望美国撬动体制转型,都是一种道德上的不诚实。你渴望得到什么,首先应该自己努力去争取,有多大的渴望就付出多大的努力。这是做人的根本。
林昭的人格态度,纯洁尊严,大智大勇,富于牺牲和殉道精神,在对待生命、对待战斗、对待死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得到丰富展开在二十世纪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在当代中国文化史上,林昭的出现,是一个振聋发聩的思想、精神、性格奇迹。
自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过于紧密的关系导致独立精神的缺失;另一个本质特征是他们具有的特殊的救世主思维。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天不足产生了一个悖论:离权力越近,便离应得的权威越远,也因之离救世越远。中国如果还有启蒙,那么下一步应该回归启蒙的现代性,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责任所在。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死亡还不是最悲惨的事,更悲惨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中共当局强加给刘晓波的,就是这么一个最悲惨的命运。我敢说,人世间最冷酷、最丧失人性者,莫此为甚!今天当我们凝视刘晓波的雕像时,我要说的是,刘晓波的肉体可以被消灭,但他的精神必将永存。
千方百计地挤压和消灭意识形态的中间地带是现代历史上所有极权制度的一个共同特点。这个体制的本质特征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她绝对不能容忍任何反对一党专制、主张思想自由、反对神话领袖的主张。习近平正在重复这套政治把戏。
中美之间不可能共存共荣。中美之间是美国不把中国干掉,就是中国把美国干掉。专制与民主之间是没有调和余地。如果说民主可以容忍专制存在的话,那么专制是绝不允许民主存在。
达赖喇嘛以其精纯不移的宗教信仰、宏阔深广的视野情怀、天真谦和的圣者气像,已赢得无数男女的衷心景仰。终有一天,中国画家会堂堂正正地为达赖喇嘛造像。
自由写作,本是天赋人权,但在不自由的国家里,却像一个罪犯的地下活动。你敢采写中共统治下的历史真相,你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在不自由环境下,“自由写作”要承受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要坚持这条道路,首先要有克服内心恐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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